在原始社会中人类与大自然的残酷斗争中,正是由于弓箭的发明而使人类确立了对于动物的优势,更使人类的生活资料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保障,提供了人类赖以延续的食品,在历史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在中国流传着羿射九日,纪昌学射等神话,反映了远古时代的人们依靠弓失与自然作斗争的画面。弓箭是人类懂得利用通过机械能储存,并释放能量的最早例子。摩尔根把弓箭的发明作为高级蒙昧社会开始的标志。其发明的意义与人类对火的使用相提并论。弓箭的发明扩大了人类的食物来源,提高了自身的防卫性,而弓作为一种复合工具同时也意味着人类智力水平的极大提高,是蒙昧社会的最高技术成就。恩格斯说:“弓箭对于蒙昧时代,正如铁剑对于野蛮时代和火器对于文明时代一样,乃至决定性的武器。”直到后来弓箭被用为武器,更是青铜兵器不能与之匹敌的。弓箭的发明创造产生了无可替代的作用与影响,这种影响一直延续到后世的各个历史朝代。如果说,任何工具和武器都是人手的延长,那么弓箭堪称是火器诞生之前,人手的最伟大的延长。
有学者推测弓箭最早应用于战争是在龙山时期,证据来自出土的这段时期的墓葬中发现石镞的数量急剧增加。我国云南元谋大墩于遗址中也发现了用弓箭杀人的考古资料。在已发掘的十九座墓葬中有八座死者身有多处箭伤,被射中的部位多在胸部或腹部。有学者认为,弓箭到了新石器时期除了保留原来的功能外,逐渐演变为兵器。在大型墓中出土大批的石镞,有可能显示出死者生前掠夺财富的多少或战功,弓可能成为地位的象征。而一旦弓箭被赋予了政治色彩,就必然对国家、文化有所影响。
在缺少有效防护的原始时代,锋利的箭矢是无法抵挡的,甚至可以说谁掌握了弓箭技术,谁就能得到天下。“弦木为弧,剡木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可见弓箭在古战场上的巨大威力。春秋时:“故言武事者,首曰弓矢”弓箭为兵器之首。而明、清朝皆以弓马得天下。
以个人力量及射箭水平的高低来选拔部落首长,是原始社会的通则“古者天子以射选诸侯卿大夫士”。随着社会的复杂化,射箭能力与管理能力不能划上等号,这项选举标准才逐渐被抛弃。但在以后的多个朝代,统治者对射箭仍十分重视。商代每辆车三名战士就有一名为弓箭手,亦设有“百射”一职,以能射者为尊,开创了以“射”为官职的先河。射甚至成为衡量一个人是否为“贤”的标准.“射御足力则贤,使艺毕给则贤.”为了鼓励人们崇尚射而且勤射,统治者还提出了谁善射就富贵的政策,所以在西周这一时期习射的风气很浓。
在继承“蒐狩以习武”的基础上,西周统治者将田猎与习武结合,分四季进行:春蒐、夏苗、秋猕和东狩,并把田猎与习武分出两个阶段制度化。统治者动用军队参加围捕追逐,军队在田猎时表演弯弓骑射,分进合围之术,起到训练和检阅军队的作用。我国历代王朝都保持着商周时期形成的田猎习惯,即秋季王亲自率领将士们进行狩猎活动以演练战士部队的协调配合技能,对表现佳勇者,王亲自赏赐。无论是隋唐的“武举制”,北宋的“弓箭社”还是后来清朝的“士子应试必先试其骑射”,射箭作为军事活动和娱乐体育活动,虽然其最先的自然属性逐渐消亡,但社会属性一直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始终未被淘汰出历史的舞台。
在野蛮时代,射作为军事武器在战争中发挥着其重要的原始属性,在文明时代“射”被有意提升到另外的一个更高的层次,古人依旧对弓箭表现出极大的依附性。
西周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制定了一套“礼制”,宣称以“礼”治天下。其中“礼射”是一种以射箭为内容但实际上是演习周礼的活动.它使射箭成为寓政治、道德、体育、娱乐于一身的仪礼.根据不同的目的、参加者,礼射又分为大射、宾射、燕射和乡射。礼射是西周统治者将射这种活动赋予了新的含义,使“射”远离了其自然属性。在《周礼》、《仪礼》等古籍中对礼射时天子、诸侯、乡绅所使用的弓、箭、靶所奏乐曲、礼仪程式都有明确的等级规定.到了唐朝,唐太宗规定每年的3月3日和9月9日在射宫行射礼,这种把饮宴竞射做为隆重的礼宾仪式的习俗一直保持到宋朝。统治者通过射箭而掌握上层社会中的一系列礼仪规范,以稳定其等级统治,这一点是可以理解的。但由于“以礼制射”、“射不主皮”不以射艺之精为尚,保守性与形式主义日益严重,后世只有皇帝才能行大射,作为一种古礼来举行。弓箭也曾被作为仪仗礼器,汉代“负弩前驱”表示的是极为尊敬的礼度。宋朝时皇帝出宫归来必须向城上的护卫射出特制的金箭,作为识别的符号。
古代有“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说法.据各类古籍记载,在祀与戎当中,均有射箭的内容。古代贵族男子负有从军征战的责任。射的专门学校出现于商周时期。《孟子之腾文公上》就记载,“序者,射也。”《礼记之王制》说,“耄老皆朝于庠,元曰,习射上弓。”这是说,在元旦这天,乡中掌管教化的卿大夫到学校来教习射。古人尚武,射成为时人所重视的教育形式,这一点可以从孔,“楚有养夫子将射作为“六艺”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可以看出。人们崇敬射箭好手由基善射,去柳者百步而射之,百发百中。”男子也以不能习射为耻。在军事和民间,射仍保留其自然属性,而在上层社会,射箭被政治化。
古代欧洲对弓箭采取鄙视态度,有人竟然认为弓箭是一种不易防备的杀伤武器,还是刀剑好,手拿刀剑对阵才算真本事。直到拜占庭帝国的亚历山大时期(870~913),弓箭在战争中的作用才引起人们的重视。与西方射箭的开展相比较而言,中国的射箭显得更为完善,也更为实用,它对古人的思想影响表现得更为突出。“无的放矢”、“一张一弛,文武之道”甚至是“力中”的思想对后来影响中国数千年的中庸之道的启发等等。这都是古人从弓箭的操作过程和运动方式中悟出解决矛盾的辩证法。弓箭在古代中国人的心目中还具有象征的意义:“男子生,桑弧蓬矢以举之”——男孩生下要用“桑弧蓬矢”向天地四方射六箭,然后才敢“食谷”;象征归顺,蕃国定期向帮主国进贡弓矢;象征信任,天子向诸侯赏赐弓矢专以征伐;象征地位,只有天子才能用彤弓。
后羿射日、李广射虎,这些传说一直流传至今。这些体现的是先民对于弓箭的崇拜与赞颂。在古代,弓箭亦是重要的殉葬品。在考古工作中,弓的制式常是判断死者身份地位的重要依据.弓箭伴随了古代中国人的一生。而“射粉”、“射柳”、“那达慕射箭”、“西迁节”、“竞射”以及“三月街”、“火把节”上的竞射活动,除了是民族体育活动以外,也是重要的民俗表现。
弓箭的作用显然已经超过一般的工具和武器的本质,而其衍生的“射”的活动甚至升华为一种特殊的,带政治色彩的礼制。除了纯粹技能的表现,射箭所被赋予的内容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是任何一种体育活动所不能比拟的。这种影响延续了千年,甚至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