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黄显声、张凤岐率领警察英勇抗击日寇

张凤岐，1888年生于辽宁省营口县昌邑屯一户普通农家。1922年出任东三省兵工总厂总务科长，期间结识了就职于兵工总厂卫队的少校营长黄显声，从此两人成为好友。

黄显声，1896年生于辽宁凤城，1918年考入北京大学文科补习班，是“五四”运动的积极参加者。“五四”运动以后，决心投笔从戎，于1921年考入东北陆军讲武堂第三期炮科。1930年，他任辽宁省警务处长兼沈阳市公安局长

几年后，张凤岐调任奉天省警务厅督察长。1929年春，黄显声任东北军陆军第20旅中将旅长，驻防洮南，经黄推荐，张凤岐到洮南县公安局当局长。后来黄显声回到沈阳任辽宁省警务处处长兼沈阳市公安局局长，张凤岐也调回沈阳，当上沈阳县警务局长。

“九·一八”事变前，日本**相继制造了一系列挑衅事件。黄显声根据少帅的指令着手扩充各县公安队编制。张凤岐按要求，积极组织沈阳郊区民团和大会武装，准备抵抗日军的攻击。1931年9月18日下午，黄显声得知日本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从日本飞回沈阳，并与关东军司令本庄繁见面。当晚，黄显声严令各警务分局和公安队整装待命。

当晚22时20分，日军炮轰北大营发动战事。黄显声、张凤岐率沈阳县公安局、三经路警察署、商埠公安三分局、南市场警察大队及公安分队等2000多人与日军展开激烈的巷战。19日，日军占领沈阳市区商埠及大小西关。20日夜，沈阳各城门和公安总队防线被日军坦克攻开。黄显声被迫西撤。张凤岐率200余人一直坚持到了21日才奉命撤出沈阳城。

中国警察的英勇事迹，在当时的报道和书籍中有记载——9月28日《民国日报》报道，追记“九一八”之夜的情况：“工业区公安六分局，于夜间日军进攻该局时，曾有激烈之对抗，局内警察仅三十余名，以与日军数百相敌抗，两方肉搏，几亘三小时，日军殊受巨创，死伤颇重。徒以军队势重，前仆后继，增加无穷，未至败退。然亦不敢积极压迫，只为四面包围之困门。所惜局内警兵，子弹告罄，外无应援，敌围数重，实力已绝，遂被日军攻入。然持械杀敌，无不以一当十……”

《九一八后国难痛史资料》也记载：“工业区之六分局，于夜间日军进攻该局时，该局警察仅三十余名，与日军死力抵抗，双方肉搏亘三小时之久，后因子弹告罄，外无应援，遂被日军攻入。于是此数十健儿，悉被日军杀害，碎足折肋，挖胸洞腹，肝脑涂地，尸体横陈于局门外者，多日无人掩埋，状极惨酷”。《九一八后国难痛史资料》是应聘于少帅成立的“外交委员会”的陈觉编辑的，少帅为此书题了书名。其书带有半官方的视角，于是同样也为了不给日军口实，处处刻意回避“抵抗”二字。以上“工业区之六分局”的抗敌战斗，是《九一八后国难痛史资料》关于“九一八”之夜的记叙里，唯一一处明确提到“抵抗”一词的记载。《九一八后国难痛史资料》也同时记录，沈阳的警察们和军队一样，也接到了”不抵抗“的指示：“全省警务处十八日午后十时，日军发炮时，黄处长曾以长途电话报告北平之张副司令，请示办法。嗣接得命令后，即由省会公安局通知各机关警察，谓如日军进城后，日军索枪可无条件交予。”

但是，当日军肆无忌惮冲进沈阳城时，不仅仅是前文记载的工业区公安六分局的警察们奋不顾身和日军激战，另有多处的中国警察们还是坚决予以了抵抗，这与军队的普遍“不抵抗”表现形成了鲜明对比。根据1931年9月20日中外记者团发布的关于“九·一八”事变之报告，警察抵抗的记载是这样的：“先是日军于巧日（指18日）夜十一时向北大营及兵工厂方面炮击…陆军亦同时进攻商埠地及城内。华军无抵抗，警署均被缴械捣毁，惟商埠一、二两分局警士略有抵抗，被日军击死各五六名，工业区六分局死十余名，皇姑屯地方公安局死十余名。其余尚难探悉”。

另有《华北日报》1931年9月23日报道有记载：“第六区警察分署门前，死尸横置二十余人”，侧面印证了该局英雄警察们“尸体横陈于局门外者，多日无人掩埋”的史实；该报9月26日的报道《沈阳陷落三日痛史》又记载：“商埠地一、二、三分局，及省会六分局、沈阳县公安局等，均被炸毁”，商埠地的公安分局和工业区六分局遭彻底破坏，应该是发生了战斗才会造成的。皇姑屯地方公安局的抵抗情况，暂未查到日方史料记载（这个公安局的设置情况，在中方史料也未见，疑为误记）。

而商埠地和工业区一带中国警察抗击日寇的情况，留下了日军方面的明确记录。昭和六年（1931年）九月十九日出刊的《大阪朝日新闻》号外，有第一时间的新闻报道《清除支那巡警》：“（联合奉天19日发急报）占领奉天城内的某部联队，19日午前零时50分，出发驻扎地，联队本部1时到达了小西边门。在商埠地的支那巡警，全部被扫荡。完全占领了该地”。商埠地，是奉天当局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根据《中美通商行船续约》、《中日通商行船续约》开埠的商业区。1922年成立了奉天省城商埠警察局，下辖三个分局。随着“省城商埠界内中外商贾逐渐增多，南北市场行将繁盛，一切警察行政需及时扩充，以资应付。省会警察厅遂将省会第六警察署改组，一分为二，一部组成奉天省城商埠警察局，管理商埠警察、消防、卫生事项，隶属于奉天商埠局管理。另一部仍为第六警察署”。有史料记载称1929年“将商埠警察局所属的3个商埠分局改划为省会公安局下属的第八、九、十分局”。但是，依据1931年3月30日《辽宁省会公安局为日本守备队包围警察分所请严重据理交涉事致外交部驻辽宁特派员办事处函》记录的“商埠一分局报称”来看，仍沿用了商埠一、二、三分局的称呼。此《大阪朝日新闻》号外另有一篇第一时间的报道《我方警察队与公安队交战》：“（奉天特电19日发）19日午前1时半，奉天郊外西塔的支那方公安队和日方警察署员冲突，开始交火，到2时半，还在交战中”。

从历史地图看，“奉天郊外西塔”即在靠近沈阳的“惠工工业区”一带。该记载之中的“工业区之六分局”的情况，长期以来在史学界未得到准确地认识。这里的工业区，其实是指沈阳的“惠工工业区”。根据《辽宁省志：建设志》的记载，沈阳当时中方管辖区共设有七个行政区，“惠工工业区及附近地区为第六区”。沈阳市《沈河区志》又有这样的记载：沈阳市的“城区”是1923年（民国十二年）8月建立奉天市政公所之后，按奉天省会警察厅下设的一、二、三、四、五、六警察署所辖的“警区”作为行政区，产生了“城区”的雏形。当时各警察署署长即为各区区长。“1929年，奉天省会警察厅改为辽宁省会公安局，设立了七个公安分局”。“工业区之六分局”即沈阳市第六区（惠工工业区及附近地区）的公安分局。根据日方《大阪朝日新闻》号外以上两篇报道的记载，1931年9月19日凌晨一时许，中国警察们已打响了抗击侵略的枪声。

商埠地和工业区等区域的中国警察们，于1931年9月19日凌晨一时许，打响了十四年抗战的第一枪。“九一八”之夜，另有多名中国警察在侦察敌情和坚守岗哨时，殉职于自己的岗位上。他们和商埠地和工业区等地激战之中牺牲的警察们，一起构成了一个十四年抗战里最早抗击侵略的英雄群体。很可惜，这些最早殉国的民族英雄，几乎都没有留下名字。唯一留下名字的是一位名叫高曙光的警察，他是商埠一分局的警士，侦察敌情时牺牲。

《北洋画报》留下这样的报道：“忠勇警士高曙光，服务于沈阳商埠一分局南市场分所。九月十八日夜十一时闻耗前往附近之东北大戏院门前窥探敌情，适遇倭寇侵入遂饮弹死，惨极。”沈阳市区的警察打响了抵抗的第一枪。中国人民反抗日本**的十四年抗战，也随着这抵抗的枪声而揭开帷幕了。

沈阳失陷后，22日黄显声在锦州主持召开各县公安局长会议后，他派张凤岐马上潜回沈阳，通过关系继续担任原来职务，利用合法身份，掌握沈阳日伪动态，秘密组织爱国力量，一旦时机成熟，配合义勇军里应外合，夺回沈阳城。

9月25日，张凤岐回到沈阳。原开原县县长李正被日本人任命为沈阳县县长，他需得力助手来维持地方治安，便保举张凤岐再担任沈阳县警务局长。

张凤岐上任后，暗中建立抗日义勇军。他找来自己贴近的人耿光汉、程云桥、杨春元、洪德彰、陈范等研究了今后工作的分工。此后，黄显声派人和张凤岐秘密接头，传达东北抗日救国会的指示，赠送活动经费。

1932年5月，张凤岐接到黄显声为义勇军8月大规模进攻沈阳做内应的指示，组织部下密商暗杀关东军、**要员的计划，只可惜计划被**出卖，张凤岐等人遭到逮捕。

由于张凤岐掌握着沈阳周边抗日义勇军的大量核心情报，日本人对他威逼利诱，但他拒绝变节。气急败坏的日本宪兵最终将他押解到沈阳故宫大政殿后面的一片空地，绑在一根石柱子上，将油漆泼在他的身上，然后将他残忍焚烧……另外，杨春元是在舌头被敌人割后血尽而死，耿光汉、程云桥、洪德彰、陈范在大石桥被敌活埋。

张凤岐等“抗日六志士”英勇牺牲后，义勇军处决了**，于1932年8月28日、9月1日攻打沈阳，火烧飞机场，袭击兵工厂、破坏电台，给了日军极大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