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任顾问斋藤恭平步兵少佐

海军（正在筹组）

海军顾问伊藤整海军大佐

以上日军派在伪军中的顾问，除海军外，其原来的职务，均为关东军司令部附。他们按照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参谋长桥本虎之助、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作战参谋石原莞尔的命令和意图，对伪军进行编组、训练和指挥。

为了严加控制伪军，4月间，桥本虎之助对这些顾问们训话时指出：目前满军的实况，由于其以往受旧军阀秕政之影响，部队装备不良，素质很差，军官的能力很低，指挥这样的军队困难极多，因此需作很大的努力；新编的满军约十三万人，江上舰艇四、五艘，战斗力不算强，最近有不少**和贼匪混入了满军，因此应有足够注意，防止发生问题；满军素质不良，训练成绩差，其主要原因是由于军官能力低和军队的供应不足所致，今后需从这两个方面着手，予以改进。

多田骏以最高军事顾问的身份，根据关东军的意图并与各顾问作了研究后，于1932年的5月底，提出了分三期整顿伪军的方案：

第1期稳定部队，力图防止士兵动摇，使其安定。

第2期确立稳定之基础，担任满洲区域内之治安。

第3期从各方面予以充实。

大量的日本顾问、教官、指挥官涌入伪军部队，其目的非常明显，就是要控制住伪军，使其为日本的侵略服务。这些。伪军的军官、士兵也很清楚。伪军之成员，不仅社会关系、思想极其复杂，而且其来历也不尽相同，他们与其左右、上下，特别是各级军官都有着方方面面的个人关系。他们多是由过去旧军阀的部队转变而来，旧军队中政治结社也有，但较普遍的是私人关系，不少军官就是以这种关系，来培植其私人的军队，以达拥兵自重的目的。而日本的顾问、教官正想通过各种方法和手段，打消这种关系，使其成为日军的工具。因此。伪军与日本顾问、教官之间的关系，在暗中相当紧张，派在伪军中的日本顾问，亦相当警惕，因有不少伪军在起义前，往往是先杀死日本顾问和教官。

通过对伪军二年的实际掌握，1933年9月日本陆军省、参谋本部向关东军下达了“临命第161号”命令，对伪军的数量、任务、装备以及对其控制等，作了明确规定：

满洲国陆军指导要纲

方针：

满洲国之陆军，由驻满之帝国陆军军官指挥并予以积极指导，使其成为维持该国之治安和作为帝国国防之补充力量。

要特别防止其个人拥兵自重和进行割据。

要纲；

（一）满洲国陆军之兵力，其最低数量（包括宪兵），目前应保持6万人，以担负逐步改善治安和保护帝国陆军作战时所使用之铁路得以正常运输。

（二）满洲国陆军之作战兵种，以步兵、骑兵为主。其编制装备必须充足，且与其完成的任务和各地区之特点相适应，但在全军必须一致。

除了不装备战车、重炮、飞机之外，其它在陆军作战器材的供应、补给方面，应与帝国陆军做到统一。

（三）满洲国陆军之训练，应在帝国陆军的切实指导之下，以达到完成作战任务之水平。

（四）关于边境之警备、重要国防工程之防护（包括防空）和交通、通信等其它各军事设施，以及帝国国防上之要求，应促其实现。

在伪军成立的同时，还有一支以日本人为主和部分伪军组成的混合游击队——靖安游击队，由关东军司令部附、骑兵大尉小松已三雄指挥，人数多达三千名左右，在多次扫荡中，这支敌军犯下了无数的罪行。因他们佩带红色袖标，被称为“红袖军”。

靖安游击队，在1932年6月被伪满的军政部接收，并改编为靖安军（旅一级）其编成情况是：

靖安军司令官藤井重郎少将

步兵第1团团长美崎丈平上校

步兵第2团团长赤泽三六上校

骑兵团团长山崎积上校

炮兵团团长柴田润人中校

从1931年冬开始，在东北的各地伪军参与了日军的多次扫荡作战。

吉林省的伪军，在1932年除守备铁路及各要点之外，出动了约7000人，参加了日军这一年对李杜、丁超抗日部队的多次扫荡。

奉天省的伪军，当1932年桓仁地区唐聚伍等抗日部队极其活跃的时候，为了配合日军对该地区进行扫荡，5、6月份曾出动约4000人；10月份出动约8000人；第3次的12月份，日军对该地大讨伐时，伪军又出动了约5000人，直接参与了作战。

黑龙江省的伪军，在日军1932年的4月至7月于绥化、海伦、拜泉地区清剿马占山的抗日部队时，伪军约有5000人参战；这一年冬季日军沿富拉尔基的铁路，进攻海拉尔、满洲里的苏炳文、马占山的部队时，黑龙江省及内蒙的伪军各一个支队约5000人，协同日军进攻。

1933年2、3月间，关东军组织了第6、8师团，混成第14、步兵第33旅团，骑兵第4旅团，第1战车队，关东军飞行队（3个大队）进攻热河时，张海鹏的伪洮辽警备军约45000人，几乎全部出动。这批伪军为了便于指挥，被分编为3个军（旅1级），即护国军、建国军、定国军。这批伪军在参加对热河的大规模作战中，战斗力极差，大批临战脱逃。因关东军对这批伪军存有戒心，在热河作战结束后，即将以上之护国军、建国军、定国军解散。

伪军虽作战能力很差，但它在搜集情报、熟悉地形、策动叛变、对要地警戒、补充日军兵力不足等方面，日军对其则有着相当大的依赖性。因此，日本从多方面使用伪军，以实现其“以华制华”之阴谋。

在成立伪军的初期，各级军官全由原来的汉奸担任。伪满洲国成立后，日军为加紧对伪军的控制，不少由顾问、教官进而直接任伪军的团长、旅长等职。有些则担任更高级的职务，如原靖安军的第1团团长美崎丈平上校，退出日军的现役，继续在伪军中任职，由于其指挥伪军在东部山区围剿抗日部队多年，最后任牡丹江一带的第6军管区司令官，直至“八·一五”投降。在伪军中任职多年的真井鹤吉大佐，至1941年竟担任了伪满洲国的军事部次长。还有藤井达郎中佐，在伪军中任职数年后。曾担任靖安师的中将师长，“七·七事变”后，他率伪军至华北作战，其部队遭到很大伤亡，藤井达郎中将亦被击毙。

为了从基层控制伪军，1932年关东军向伪军派出120名、1933年派出97名基层军官。先至各部队任队附两个月，随同部队训练、行军、作战，经过锤炼后，即调回沈阳的奉天**训练处进行再次训练，其训练时间第1期生为3个月，第2期生为11个月。其训练内容，主要是反复进行对小部队的作战指挥和学习汉语、汉文，以便确实控制和指挥伪军。这些学员毕业后，根据其资历、能力、学习成绩，分别授予大尉、中尉军衔。

伪**训练处，至1942年共举办了11期，培训了约2700名军官至伪军中任职。另外为了培养伪军中的军需、军医、兽医等后勤人员。关东军还在沈阳举办了军需官养成处。

关东军经两年多对伪军的实际控制之后，利用1934年3月1日溥仪由伪满洲国执政改称为满洲帝国皇帝，并将年号改为“康德”之机，指使溥仪按“日满军事守势协定”向伪军下达“军令第二号”，承认关东军对伪满军队的指挥权及全面控制权。军令的内容为：

朕对与盟军权限调整之件已经裁可，兹予公布。依国军防卫法第29条，在帝国国内与盟军关于共同防卫上进行之防卫准备、训练及实施方面，必须受其节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