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耐人寻味的是，日本国内的一些史书却认为失败的一方是日本。如日本历史学研究会编的《太平洋战争史》认为：“在淞沪战役中日本所以失败，是因为中国人民的抵抗，特别是站在最前线的十九路军的英勇善战。”日军错误估计了对手，以为十九路军同东北军一样一触即溃，不料，“战局的发展完全与侵占中国东北时相反，日军一直处于恶战苦斗中，他们不仅受到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而且还受到了全上海民众的顽强抵抗，取得其所预期的侵略成果的希望被彻底粉碎了”。至3月3日，战局基本出现了日军“不失体面地实行停战”的状态，日军利用这个机会发表了停战声明，重新开始了以各国外交团为调停者的停战谈判。日本参谋本部承认“上海会战”中陆军死伤占参战总人数的17%，相当于日俄战争辽阳战役的伤亡率。“军事上的失败使军部丧失信心，这就使得它此后暂时放弃了侵略中国本部的念头而专心从事经营‘满洲’和华北”。（日本历史学研究会编，金锋等译《太平洋战争史》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

日军陷入苦战，日本统治阶层始有深刻的危机感，藏相高桥说：“我国海外信誉正在急剧下降，目前在海外筹划资金几乎已不可能，这样下去，军费连三个月也维持不了，而且国内形势也真是令人不寒而栗。”他们担心中国向国际联盟提出控诉，最终落得连满蒙攫取的利益也一并丢失。因此，日本努力把满洲问题同上海事变分开，坚持对后者采取“就地解决”主义。在英美的干预下，中日反复进行停战谈判。

关于此战的成败，无疑应历史地看待。此战是贫弱的中国在极其不利的情况下奋起抗击的一战，粉碎了日军侵占中国上海的企图，推迟了日本军国主义全面侵华战争的爆发，至少为中国赢得了5年时间。在这段宝贵的时间中，中国加强国防建设，国共实现了第二次合作，为迎接全面抗战的到来打下了基础。更为重要的是，“一。二八”淞沪抗战中，作为弱国的中国，居然通过血战重创了优势的日军，迫使日军不得不签订停战协定，并将部队撤出上海，这为中国最终取得抗战胜利奠定了成功和自信。对此，宋庆龄曾言：“人皆以中国此次战争为失败，实则中国在精神上完全胜利，日本所得者仅物质之胜利而已。得精神胜利之人民，必日益奋进于伟大光荣之域，得物质胜利者，只日增其侵略与**之野心，终于自取覆亡而已。”

中国军队岂止是精神上取得胜利，物质上在当时也并未完全失败。上海租界中的西方军事观察家曾预言，中国的防线最后被日军突破时，就会发生恐慌和狂乱的败退；也有人担心中国败兵会进入外国人管辖的地区进行抢劫。结果他们看到，中国守军秩序井然地主动后撤至二线阵地，并继续同日军对峙。外国军事观察家都称赞蒋光鼐、蔡廷锴两将军战略得当，战术正确。这样一支啃不动、打不垮的部队，在当时完全称得上是一个奇迹！

蒋介石的抗战态度是妥协还是积极？

对蒋介石在“一。二八”抗战期间的态度，不应简单地沿用传统史书观点，一味把他作为妥协投降者看待。

“一。二八”事变爆发时，蒋介石已经下野，作为中国当时事实上仍手握实权的最高统治者，他自然犯不着将江山拱手送给日本人。而且，从目前各方面史料看，蒋介石怎么说也算是一个爱国者。特别是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蒋介石坚决指挥“八一三”淞沪抗战，不惜将国民党精锐部队投入大战甚至消耗殆尽，这足以证明他的抗日态度。从“一。二八”抗战期间的整个表现看，蒋也是支持抗战的。不过，他确有妥协退让的一面，出现了“战”与“和”两端并存的鲜明特点。

从“战”的角度看，在蒋介石的运筹下，国民党政府处理“一。二八”事变时，积极派出部队进行顽强抵抗，比之“九一八”事变时的妥协退让，显然前进了一大步。过去，大陆史书一般只说张治中如何自告奋勇要求率部参战，却未言明，第5军参战其实是蒋介石派遣的结果。

1932年1月23日，蒋介石、汪精卫、孙科、何应钦、朱培德等人会商对日方针，决定“对日问题取缓和态度，先礼后兵方式”。

1月29日晨，蒋介石获知上海中日军队发生冲突后颇感意外，他在日记中说：“闻昨日对上海日领事要求已承认，彼已满足，且表示傍晚撤兵，何乃至午夜又冲突也。”他判断日军的侵略不限于上海一隅，而意在进犯我东南。为此，蒋决心积极抵抗，并在日记中表示：“倭寇必欲再侵略我东南乎，我亦唯有与之决一死战而已。”（《蒋中正**档案？事略稿本》，1932年1月至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