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民革

1946年，蔡廷锴从香港到南京，与住在梅园新村的**见面。一番恳谈，使蔡廷锴顿开茅塞。了解了中国**，认清了只有**能够救中国，从而坚定了与人民站在一起的决心，回香港后，他投身于反对蒋介石**统治的政治斗争中。3月12日，蔡廷锴等在广州李章达的住所举行会议，正式成立中国**促进会。4月14日，又举行了第二次会议，公推李济深为**，实际由蔡廷锴代理，推举李济深、蔡廷锴、李章达、张文、李民欣、秦元邦、陈此生、谭冬青、司马文森、叶少泉、余勉群为常务理事，并发表《中国**促进会成立宣言》，宣布民促忠诚于孙中山的革命三**义，反对蒋介石内战**，要求国民党根据孙中山“天下为公”的精神，自动结束党治，建立联合政府。7月15日，蔡廷锴发表呼吁和平的谈话。蔡廷锴领导的“民促”是中国国民党**派的早期组织之一，在广西、广东一带开展活动，并出版《现代》月刊，在香港《华商报》发表其政治主张。民促的进步活动，遭到国民党统治集团的迫害，《现代》月刊被封闭，蔡廷锴、李章达被迫离开广州，民促不得不转入地下，总部迁往香港，继续坚持反蒋**活动。

1947年秋，民促与三**义同志联合会（简称民联）及其他国民党爱国**人士的代表，在香港举行中国国民党**派第一次代表会议，决定联合，但继续保持民促组织的活动。1948年1月，蔡廷锴与李济深等人在香港发起组织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任**常务委员兼财政部部长。

9月12日，蔡廷锴作为中国国民党**促进会的首席代表，应邀和沈钧儒、谭平山等**党派领导人从香港启程，经过半个月的长途旅行，于9月29日到达哈尔滨，受到****东北局的热情接待。刚一安顿下来，蔡廷锴、谭平山等就致电**等**领导人，表示“愿竭所能，借效绵薄，今后一切，期待明教”。10月3日，**等复电，“诸先生平安抵哈，极为欣慰……准备明年适当时机举行政治协商会议”。10月21日，高岗、李富春根据****的精神，与蔡廷锴、王绍鏊、高崇民、朱学范等人举行第一次座谈会。蔡廷锴对于新政协诸问题均表示同意****的主张，并希望将出席新政协的各单位尽快组成。在东北，蔡廷锴除了写信向香港家人报平安外，还要儿子蔡绍昌把罗定县老家封存多年的一大批武器送给在当地活动的**领导的人民军队。【5】

1946年4月，蔡廷锴与李济深、何香凝等在广州组织中国国民党**促进会，被公推为**。10月，从香港来到南京，会见**。此后，更坚定了与人民站在一起的决心。同年，写成《蔡廷锴自传》书稿。1947年被授予陆军上将军衔。

1948年1月，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立，蔡廷锴被选为****兼财政部长。

新中国成立

1949年1月，作为**促进会的首席代表，应****的邀请来到北平，出席新政协筹备委员会和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被选为政协常务委员。

1949年9月，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人民政府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副**，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副主任。

抗美援朝中，他被推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委员会常务委员。1951年，蔡廷锴被推为慰问团总团的副团长（总团团长为**）前往**慰问。

蔡廷锴不但经常到祖国各地视察，而且几乎每年都要出一次国。他到过**、苏联、日本十几个国家，和这些国家的人民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对增进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团结，做出了积极的贡献。1950年11月，蔡廷锴作为我国代表团成员前往波兰首都华沙出席世界和平大会，并被推为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此后六七年间，为争取世界持续和平，蔡廷锴奔走呼号，不遗余力。

1956年起，长期担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副**。1950年出席华沙世界和平大会。在会上被选为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

1957年，担任中国代表团团长，前往日本东京参加第三届禁止原子弹、氢弹大会。

1961年初，随同****赴缅甸进行友好访问。

19**年12月至1968年，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副**。是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第二、三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民革第一、二届**常务委员，第三、四届**副**。【2】

**时期

1966年“**”———一场史无前例的大灾难降临在中国人民头上。**横冲直撞地“破四旧”，全国陷入恐怖混乱的深渊。**人士首当其冲。蔡廷锴的老朋友蒋光鼐家里最先被**抄家。**走后，蒋光鼐深怕性情刚烈的蔡廷锴受不了突如其来的冲击和侮辱，急命夫人黄晚霞给蔡廷锴打电话，让蔡做好思想准备，不可冲动、不能发火，免吃大亏。蔡廷锴接电话后当然非常震怒。他一言不发，在屋里来回踱步。幸亏**在关键时刻向**建议，对13位高级**人士进行保护。**批准了这个建议。蔡廷锴家由于有解放军的把守才幸免于难。

1968年4月25日，蔡廷锴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

主要贡献

淞沪抗战

“九一八”事变爆发。蔡廷锴在赣州率部誓师，要求抗日，反对内战。他率十九路军驻防上海后，日本海军陆战队不断向上海增兵，并进一步制造事端。1932年1月22日，日本领事村井向中方提出无理要求，要十九路军后撤30公里，蔡廷锴坚决不允，军政部长何应钦来沪与蔡面谈。蔡廷锴说，驻地是我国领土，撤退殊无理由。政府要撤，请不限于敌方要求，调我全军离开京沪路，我当绝对服从。

1月23日，蔡廷锴与蒋光鼐在上海召开了十九路军营以上干部会议，做出了坚决抵抗日军决定，并作了具体部署。24日，蔡廷锴又到苏州召开十九路军驻苏高级将领紧急会议，宣布抗战决心，并让全军做好准备。

1月28日夜，日本悍然向闸北一带进攻，十九路军立即奋起抵抗，震惊中外的“一·二八”事变爆发。1月29日，蒋光鼐、蔡廷锴等人向全国发出通电，表示守土有责，尺地寸草，不能放弃，为救国保家而抗日，虽牺牲至一卒一弹，绝不退缩。

十九路军全军官兵在广大群众的鼓舞、支援下，爱国热情空前高涨，坚守阵地，不断击退日军的猖狂进攻。蔡廷锴以大无畏的胆略，在枪林弹雨中亲临前线督战，激励士气。

福建事变

“一·二八”淞沪抗战后，蒋介石将十九路军调到福建。蔡廷锴等率十九路军入闽后，在蒋介石的催迫下，向根据地发起进攻，先后占领了闽西、闽北等苏区。1933年秋，红军主力由江西东征福建，先在闽西连城等地歼灭了十九路军的3个团，继而又在闽北歼灭2个团，并围困廷平、顺昌、将乐等县城，威胁福州。经过折兵损将，蔡廷锴识破蒋介石让红军和十九路军两败俱伤的意图，他因此毅然决定，停止剿共，“反蒋抗日联共”，并立即派人与红军联络，在9月下旬实现停战。

10月26日，由**主持、红军全权代表潘汉年与十九路军全权代表徐名鸿在瑞金签订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

1933年11月20日，十九路军将领蒋光鼐、蔡廷锴等人发动了抗日反蒋的“福建事变”（也称“闽变”），在福建成立了“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推举李济深为政府**，蔡廷锴为人民革命政府委员、人民革命军第一方面军总司令兼十九路军总指挥等职。并发布了对蒋介石、汪精卫、何应钦等国民党要人的通缉令。【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