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的建议，结果，决定通过外交谈判来解决。并电张曰“此非对日作战之时”。

而八月以后，中村事件使得形势更为紧张，**乃再次密电蒋介石：“东北之安全，非藉武力无以确保，日本既一意对外，我方亦应有所自省。现**歼灭期近，广东力薄，似无用兵之意，吾公似宜值此外患煎迫之机，务期在政治范围解决西南问题，则党国幸甚。”

他在另一电文中又说：“由万宝山事件及韩人排华风潮以观，日本推展其大陆政策，有急侵满蒙之意，已无疑问；无论其对手为中国抑或为苏联，事既关系满蒙存亡，吾人自应早为之计。”既然关系东北“存亡”，且

“非藉武力无以确保”，当然是意识到日本想要侵吞东三省的意图，并请求抵抗了。

但蒋认为张在“安内”大军已发之时，请求一致抗日，无异于动摇军心，因而颇为不快，复电只强调说“剿共”和解决广东皆为必要，余则只字未提。

所以说**完全是因为对九一八事变“判断错误”，即使这是他自己在九十年代讲的，恐怕也不能“照单全收”的。更多的还是一种“侥幸心理”而已。

皇姑屯事件时，关东军原来就打算借机侵占东北，东北当局应付过去了；易帜之前，日本又强横地以武力相威胁，也应付过去了；后来的铁路问题等等交涉，一直拖延搪塞。“总以为这许多年来，一切问题都敷衍过去了，这次也能敷衍过去。”（沈云龙等《王铁汉先生访问纪录》，台湾，第181页）怕刺激人家，怕让人找到借口，既不做应变的计划，更不做应变的准备。

一句题外话，宋哲元的二十九路军在七七事变以前也几乎是同样的侥幸心理和应付办法，“怕刺激人家，怕让人找到借口，既不做应变的计划，更不做应变的准备”

。不同的是那次，蒋介石采取了非常强硬的态度，所以才有后来的七七抗战。

而九一八时，蒋和国民政府都是有同样的心理。

他在九月二十三日的日记中记有：『此为一外交之转机，亦为我国家内部统一之良机。如天果不亡吾中国，则此次外交当不致失败也。』

**在五十年代写给蒋看的《杂忆随感漫录

》里面也委婉地提到，“政府和我的见解是一样的”，“不抵抗主义这个名词，并不是由**创始的”“打是打不过日本的，以不抵抗对付之，不使事端扩大，以待国际来解决。”“**是这种心理，**也是这种心理”。《杂忆随感漫录

》我想在记忆上以及论述的系统性上应该比９０年代的口述中的只言片语更可靠些。

蒋介石在公开场合未曾使用“不抵抗”或“不抵抗主义”这两个词。

九月二十二日，蒋在南京国民党党员大会上宣示对日国策时说：“必须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痛含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决”。同日，国民**发表了的《告全国同胞书》其主旨与蒋介石的讲话完全一致，翌日国民政府发表的《告全国国民书》也说“政府此时既以此次案件诉之于国联行政会，以待公理之解决，故已严格命令全国军队，对日军避免冲突”。当时的《大公报》及后来的许多著作（如旅美学者梁敬錞之大作《九·一八事变史述》等），都已指出：国民**在事变前后所采取的对日政策，与**公开讲出的“不抵抗主义”，实际完全一致，只是用词不同而已。

九一八事发以后，张采取的措施，蒋公开表示支持和承认。不过在以后的发展中，他们的态度多多少少有一些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