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儿的父母亲和哥哥，都从台湾赶来了。

我看到这三位雪儿至亲的人时，他们的眼睛都红肿着。

我在医院附近的旅馆里，定了一个套间，请雪儿的亲人住下。

我对雪儿的哥哥说，老人年纪大了，注意关照，不要让他们过多伤心。

雪儿的哥哥，不到三十岁的英俊小伙子，面对我，眼含热泪，冒出一句：“怎么不是我？怎么不是我？”

我的心颤栗。

康恩叔叔也来了好几次，几个月里，一次比一次显老。他对我说：“小木，我要把这，也记在博物馆的文献中，这是历史，残酷的历史，怎么和现实连得混帐这么紧？”

听到这位专家学者般的长辈冒出粗口，我的心，又一次颤栗起来。

雪儿父母亲，在雪儿的病房里强作笑颜，出门后都曾经昏倒过两三次。

到后来，两位老人的神色都已有些呆滞。

雪儿的父亲，已成老人的关思定先生，在精神安定了些的时候，慢慢地告诉我一点事情。他说的时候，雪儿的母亲坐在一边，木然地看着电视，就像没听见我们说话一样。

我的准岳父说，他们老两口年轻的时候，并不知道这种疾病。雪儿的爷爷知道一些，并没给他们说过，老人大概希望那些说法并不一定准确。而且，雪儿的父亲他本人并没有任何遗传这种疾病的症状出现。

约摸在雪儿十岁左右，父母亲听说了这疾病的有关记载传说。他们无论如何接受不了这种流言一般的有关遗传的残酷说法。有时极力回避，有时又极力打听，当然都是背着雪儿和她哥哥。 渐渐知晓的愈来愈多的信息，使他们忧虑渐深。而有意安排的一些针对性体检，又根本显示不出任何的发病可能。最后，长辈们决定，一直密切观察，但绝不能向雪儿和她哥哥透露一丝信息。

雪儿和我相爱，老人们都很欣慰。在担心和观察之后，他们觉得，看来事情并不是像流传和医生们说的那样糟糕，不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