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清明，经过几个小时的辗转乘车，我又回到了作别一年的故里。几间破旧到要重建的老房子呈现在眼前的时候，我的眼睛突然间变得潮湿，这是父亲娶母亲时建好的房子，它在风侵雨蚀的岁月里，已日渐败落。以前，我从不对它有过多的眷顾，甚至，对它变成这个样子，还有微言，直到五六年前父母亲去世之后，我对它的感情才发生一点变化，因为看见它，我内心就会产生对父亲的记念。

到家后，稍微收拾了一下，就带上儿子上山给父亲扫坟，坟山比较远，有七八里左右，天又下雨，路肯定难走，担心儿子吃不消，我就劝儿子别去，儿子说爷爷生前很痛爱他，所以一定要去。

上山的路的确难走，儿子都摔跤了好几次，身上沾满了泥水，我又想劝他回去，儿子没理我，反而走得更快，路边积满雨水的树枝牵挂他的裤脚，我几乎赶不上他。

到了父亲的坟前，我发现四周的杂草已经清除干净，并且坟头整齐插了一排纸花。这些年的清明，我不是总能有空回家扫坟，但每次回来时，总有人在我之前拜祭过父亲。

培植一坯新土，又插上几排纸花，慢慢地点燃一堆纸钱，我久久地伫立在父亲的坟前，心中有许多的话要跟父亲说，可他离我们远去而长眠于地下了。

下山的路上，碰上自家堂叔，堂叔肩上扛着一锄头，手提着一竹篮，篮里盛着三牲和纸花。彼此热情招呼之后，我们便聊起来，聊家乡的人事，聊外面世界许多变化，但堂叔时不时地把话题扯到父亲身上，我发现他对父亲有一种特殊的感情。这时，我向堂叔问起隐藏在我心底多年的疑问：为什么每一年的清明，总有人去过我父亲的坟头，这会是谁呢？

堂叔一听，轻拍我的手说：“贤侄呀，你父亲是一个大好人，会有不少人记得他的。”堂叔眼里噙满泪水，几乎哽咽。

堂叔的答案并不明确，我也不好再问。后来堂叔关切地问到另一个问题：“贤侄，你几时回城里？”

我说：“今天就走。”

“为什么不多呆上几天呢？”

我苦笑着，摇了摇头：“家里的房子漏雨潮湿，都没办法住了。”

堂叔擦了擦眼睛，但擦完之后，眼泪更抑制不住地往外流。山上的爆竹接连的脆响，空气中传来幽微的火药香，坟头的燃烧的纸钱冒出的青烟，在雨气中扩散，慢慢地弥漫在青山绿叶之中。

“你不要怪你的父亲。”堂叔叹了口气，便跟我说起有关房子的往事和父亲后半生的事迹。

然而，堂叔口里所说的和我心中所忆的，此刻恰好快速衔接，并连成了一片。

父亲退休的时候，正值改革开放，农村人纷纷外出打工，没几个青壮年还肯留在几分薄薄的土地里，父亲有建新房的心思，却难找帮工的劳力。那时家乡的劳力是不用花报酬的，都是左邻右舍乡里乡亲。但父亲还在努力筹划着，直至要准备购买料材。这时家里的三婶病了，病得厉害，只见皮包骨头，在城里的人民医院住了两个月，然后不知缘故地转回到家里。

父亲赶去看望，见屋里聚满了人。父亲床前问候说：“怎不在医院好好地治啦？”

三婶说不得话，只是一把眼泪。旁边有人替答：“钱已用尽，医院不肯治了。”

三婶家贫，三叔几年前就走了，一个女儿也远嫁广西，三五年才回来一次，就三婶一个人苦苦地支撑着生计。

“那也不能光看着她躺在家里受罪啊？”父亲有些生气。旁边不少族人，没谁冒头出来吱声。敢情的也是，三婶孤苦伶仃的一个人，又五十多岁，谁敢借钱把她再送进医院啊，借出的钱无异打了水漂。

“大家一起凑凑办法吧。”父亲说了这一句，仍没人响应。但下午三婶还是被送到了医院，又医治了一个半月，终究无治，最后死在医院。

三婶入土为安三天后，母亲跟父亲吵了一架，很凶，母亲一身的怨气，躲在姐姐家里半月不见父亲，父亲低头去接母亲。

母亲仍旧无法消尽心中的悲色，人也仿佛瘦了一圈，她对父亲的行为总需要问明原由的：“你医治三婶，为什么不跟我商量一声？”

父亲低声地说：“家里准备建房，跟你商量未必就会同意。”

“我当然不会同意，说好大家一起凑办法，若我们出自己的一分子钱，我都无话可说，而你却把家里的钱几乎都垫进去了，三婶入院如此，办三婶的丧事还如此，你究竟图的是什么？”

父亲有些惶恐，有些怯然，他知道他亏欠家庭，但他心里希望能得到母亲的原谅：“人病了，都不会心甘情愿等死的，当无可奈何去等待死亡的时候，那是怎样的悲哀，三婶的眼神里有对活着渴望和对生的依恋——无论谁都不能轻易放弃活下去的希望。我就想给她这样的一个念想，哪怕她真的走，也会走得轻快些。族人不出钱，那是各有各的难处，强迫大家凑，大抵反成怨府，何必把好事办成坏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