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可秀入狱后，写过两封信，均由钦佩他的日本翻译前山代为邮寄。

一封写给他的老师王卓然及救国会的阎宝航、卢广绩、车向忱等人。信中请他们代为照顾遗孤，并给6岁的儿子命名为苗抗生。他在信中说：“自入狱以来，心地坦然之至，此境殊不易做到，生不知由何修养得来也。古语谓：‘慷慨就死易，从容赴义难。’生观之两者皆易耳，予视其真知义与否。”

另一封信是写给张金辉、宋忱的。他致语好友说：“伏床自思，尚堪安慰，慰者死得其所耳……可在西山购一卧牛之地，为余营一衣冠冢，竖一短碣，正面刻苗可秀之墓，背面略述余之行事。墓旁植梨树四五株，小亭一间，每有休假日，弟等千万要到此一游。每到此处，要三呼老苗，我之孤魂其可以不寂寞也。山吟水啸，鸟语虫声，皆视为余歌余泣余诉（泣系为国事而泣，非为私人泣也）。凡国有可庆之事，当为文告我。有极可痛可耻之事，亦当为文告我……弟等思想要正确，精神要伟大，不要忘了我们要做新中国的主人，要做重整河山的圣手。”我们今天读此信，仍不免泪目。

1935年7月25日，苗可秀被日军杀害。

●简单地说，原因有三：

一是从时间上说，辽东三角地的“少年铁血军（团）”是沈阳“铁血团”延续。沈阳“铁血团”是1932年7月成立，而“少年铁血军（团）”则在1934年2月。也就是说，在沈阳“铁血行动”行将尾声之际，辽东三角地才始创“少年铁血军（团）”。

二是两位领导者张金辉与苗可秀是志同道合的好友，彼此影响巨大。张、苗二人同属救国会活跃分子，又有组织抗日义勇军同一使命。虽然没有史料明确这一点——苗受张影响组建“少年铁血军”，但仅从苗牺牲前仍写信给张金辉等，并叮嘱“弟等思想要正确，精神要伟大，不要忘了我们要做新中国的主人，要做重整河山的圣手”来看，二者关联显而易见。事实上，“少年铁血军（团）”在辽东三角地兴起之时，在关内的张金辉等人则是苗可秀可依靠的“后援团”甚至是领导者（1933年救国会被国民党强令撤销，但其核心人员、坚定的爱国者依然通过各种方式坚持抗战、支持抗战）。还有一点需要指出：张金辉的哥哥张希尧是东北学生抗日工作负责者之一，1935年至1936年他任**东北特别支部**。种种迹象表明：苗可秀之“少年铁血军（团）”，是对沈阳“铁血军”的继承与发展。

三是从“血缘”上说，苗可秀与张金辉同为东北大学的流亡学子。东北流亡学生的“铁血精神”在沈阳、在东北大地甚至在全国就从未消失过。

综上三点，我们可从中看到：作为中国抗战起点之地，沈阳有着不可或缺的“原点影响力”。对于辽东三角地来说，沈阳是“少年铁血军（团）”的起点、“铁血精神”的源头；而对于沈阳来说，辽东三角地是“铁血精神”的开拓延伸，增加了“铁血精神”的深度与厚度。对这样的历史，若各讲各的，割裂开来，则弱化了抗战的“铁血精神”，互有损耗，也不符合义勇救国历史的真实情况。然而，由于地域局限性和其他原因，如今史学界还存有“各说各话”现象。在今天，我们研究中国抗战历史应有更开阔的视野，切不可“断章取义”，也不应回避像沈阳这个各种抗战形式的“原点”，追根溯源，方能形成完整的体系。

如此，中国抗战史则是最完整、最饱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