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满族抗日义勇军将领赵侗（2）

1934年2月1日，敌人用飞机散布传单离间苗可秀和邓铁梅的关系。苗可秀无奈，于当年3月离开邓部，返回赵家与赵侗同谋壮大队伍，在赵家后山松林里召开会议，改组别动队，成立公开武装组织“少年铁血军”，并向群众和各部队义勇军正式宣告，同时将政治组织劲斗团改为少年团，制定明确宗旨：以黑铁赤血精神，采取全民手段，收复东北，振兴中国。会议上，推举苗可秀为铁血军总司令，赵侗为**谋长兼少年团团务总干事。

少年铁血军成立之日，正是日寇举行第三次大“讨伐”的最疯狂时期时期，东北义勇军处在最艰苦阶段，与关内的联系几近中断。刘景文、李子融、弃队入关，邓铁梅被捕殉难，赵家16间房屋及30年积累的家产全部被日军烧毁。

但是苗可秀和赵侗、赵伟等，面对强敌，毫无惧色，少年铁血军仍与日寇做殊死战：1934年4月，苗可秀、赵侗、刘壮飞率领第一二大队在黑夜与日军相遇于沙里寨，激战两小时，日军伤亡10余名。5月，苗可秀、赵侗、赵伟、刘壮飞、白君实率部一二大队，在凤西之大岔沟，与日军500众激战半日，敌人伤亡20余人，内有中尉连副一名。6月，苗可秀、赵侗、赵伟、刘壮飞、白君实、盛梅五率领一二三大队，在任家堡子与日军400名接触，相战三个小时，敌人伤亡9人，内有少尉1名。少年铁血军的连续胜利，使得日寇恼怒非常，1934年8月，再次搜捕赵家，将赵侗的母亲赵洪文国、年迈父亲赵英德和年幼妹妹弟弟一家六口抓捕入狱，株连赵氏亲友300余人，试图逼迫苗可秀和赵侗率领的少年铁血军投降。但少年铁血军决不屈服，同年10月，少年铁血军捕获了大汉奸姜人杰，与赵老太太里应外合，逼迫日军以交换汉奸为条件，假释赵氏一家出狱，并解救受株连的百名乡亲。随后赵老太太接受铁血军的指派，携年迈丈夫及年幼子女潜往北平，建立东北义勇军北平联络站，赵侗仍在辽南家乡与苗可秀并肩作战。

1935年1月，苗可秀、赵侗、刘壮飞、盛梅五、唐广学率领卫队及一三大队，在赊里沟地方将日伪军150余名缴械，敌人中有白俄、**、日本、中国四种国籍。3月，苗可秀、刘壮飞、白君实率领地一二联队在沟汤地方，与日伪军激战一日，当晚将一部敌人包围，杀声震天地，火光透云霄，此役日军伤亡150名（内有西泽少佐，长岗指导官等四名），焚毁战马200余匹，得获敌人机枪两架，马枪60余支，子弹10000余发。6月13日拂晓羊角沟之战，赵侗与苗可秀带领卫队和第一支队被3000日伪军重重包围。苗可秀臀部受伤，由王琦背负冲出战场，秘密转移到凤城二道河农家养伤。6月21日，被日寇察觉，不幸被捕入狱，在狱中坚贞不屈，表现出中华民族浩然正气。1935年7月25日，苗可秀壮烈牺牲，铁血军面临日军漫山遍野，食粮断绝，弹药空虚，诸将士相顾失色的局势。赵侗振臂大呼：“我们如今唯有战斗，唯有牺牲，以血肉之躯，前赴后继，抗战到底！”语言极其悲壮，官兵皆为之泪下。当日，赵侗与赵伟、刘壮飞、白君实、唐学广等在岫岩南双庙沟召开紧急会议，会议推选赵侗为少年铁血军总司令，代理少年团总裁，赵伟任**谋长，王越任政训处长。与会者除铁血军本部指战员外，还有李子融余部阎生堂司令、刘景文余部曹国士司令、邓铁梅余部赵庆吉团长。会议上研究了统一组织、划分区域、发展会员、建立情报网、充实军实、筹备辽南政府等事宜。任命刘壮飞、白君实、阎生堂、赵庆吉、曹国士为各路指挥。通过这次会议，三角抗区分散活动的抗日军再次组织起来，军威振奋，士气旺盛。

建政辽南，英才初显

1936年1月25日，中国第一敌后政府——“辽南临时政府”正式宣告成立，赵侗被公推为政府总裁，兼任铁血军总司令。东边道抗日名将王凤阁为副总司令，第五陆军指挥。梁锡福、孙寿山、朱海山、黄锡山为各路军总指挥。以上部队加之铁血军本部，共计拥有11个方面军，12000名战士。同时，与**革命军联合组织中朝抗日同盟军，开创了两个被占领国联合抗战之先例。少年铁血军于艰难之时再度掀起抗日**：1935年12月28日，赵侗率领卫队及第三路军之十一、十三、十四大队，在凤城西岔路岭埋伏，激战两小时，将日伪六辆运输汽车阻截，保护汽车的白俄与日本人共24人全部击毙，获轻机关枪两架，手步枪20余支，子弹5万发。1936年1月初，赵侗、白君实率领卫队及第三路军之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大队，趁雪夜在老鸟窝一带埋伏，突袭日伪军500名，日军伤亡川田大尉以下50余名，伪军警伤亡30余名。同月，赵侗、阎生堂、赵庆吉、率领卫队及第一、二、三路军之一、二、三、四、六、七、八、九、十一大队，在大王庙与日伪军800名，激战一日，日伪军伤亡人30余名，内有少尉1名。同月末，赵侗、白君实率领卫队及第三路军之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大队，在尖山沟与敌人500众激战一小时，日伪军伤亡20余名。2月，第四路军指挥曹国士率领第十六、十七、十八大队，向岫西活动，行至门楼沟时，与日伪军300名激战半日，击毙日军提茂中尉以下11名。2月，赵侗、赵庆吉、白君实、率领卫队即第二、第三路军之第六、七、八、九、十一、十二、十三大队，在白家河沿与日伪军3000余众激战一日，日军伤亡40余名，伪军伤亡5名。4月，第二路指挥赵庆吉仅率领卫队40余人，在凤岫交界之四方砬子，被敌人800众包围，激战半日，日落天黑，我军撤出阵地，日伪军伤亡30余名。5月，第一路军指挥阎生堂，率领第一、二、三、四大队，在高丽桥子突袭驻防日伪军700余名，获手枪步枪30余支，子弹3000余粒。6月，第一路军之第四大队长王春山率领部队100余名，将驻防凤西大堡日伪军30余名包围，完全消灭，获手枪步枪30余支，轻机关枪一架，子弹10000余粒。

1936年春，日军因急于进兵关内，所以更为急切扫清占领区抗日武装，不仅增派大批日伪军全面围剿，而且开始实行残酷的并村、封锁、清查、株连等三光政策，迫使铁血军无处存身。最为严重的是弹药问题。抗战之初弹药均得之于地方武装，继而得之于伪军暗中支援，加之1933年以前义勇军战事较少，所以当时弹药问题并不严重。但是，随着战事激烈，弹药罄尽，伪军枪种改换，日军严格控制伪军枪支子弹，甚至不战斗不发子弹，参加战斗后还须将子弹壳捡回来报账。如此严格的军火统治，使得少年铁血军弹药来源完全断绝，仅可做极少数之购买，或获之于战役，而且战事频繁，弹药消耗极大。雪上加霜的是，热河的殷汝耕成立伪“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日寇虎视华北加强封锁，**将军等接济东北义勇军的水陆通道也彻底堵塞。由此，铁血军消耗极大，几乎弹尽粮绝。军火供给迫在眉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