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军与十九路军并肩作战，屡次挫败日军的猛烈攻势，当然也为蒋介石的复出捞到了不少政治资本。3月6日，蒋介石在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上当选军事委员会委员长，16日兼参谋本部参谋**。

但毋庸置疑，“一。二八”抗战期间，蒋介石增援十九路军派兵严重不足，存在着畏首畏尾、消极抗战的问题。

1932年2月25日，蒋介石电令十九路军：“第二次决战之期，约在艳（29日）东（1日）各日，我军后方援队，全已运来前线，其他非到鱼（6日）日不能参加战斗。务望于此数日内，尽量节省前线兵力，抽调部队厚集各地区预备队约在总兵力二分之一以上之数，方得应战裕如，不致临时竭厥。”（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

蒋介石的这一电令表明，他准备向上海派出援兵，援兵的实际到达时间基本与电令吻合。但他一直没有坚决、迅速、大规模地派兵，在战与和之间摇摆不定。蒋介石处理事变时，采取“一边抵抗、一边交涉”的方针，既然企望于通过和谈解决，在具体的做法中就有消极抗战的一面。在一个多月的战争中，国民党政府向上海派的部队数量有限，援助速度和数量远不如日本，军政部甚至曾对各部队通令：“十九路军有三师十六团，无须援兵，尽可支持。各军将士非得军政部集合而自由行动者，虽意出爱国，亦须受抗命处分。”因此，当时驻无锡、苏州一带的上官云相，驻浙江的戴岳一旅，以及在杭州、赣东的蒋介石嫡系部队约60个师的兵力，都按兵不动，坐视十九路军苦斗，不予支援。（蒋光鼐、蔡廷锴、戴戟《十九路军淞沪抗战回忆》）

十九路军血战月余、后继乏力时，自然对国民政府的消极抗战十分气愤，称其为“真所谓极人类历史上‘寡廉鲜耻’之尤！”

消极抗战最大的危害是，十九路军在“一。二八”抗战初期和中期，数次在阻击战中获胜，特别是在庙行反击战中获得大胜，本应乘胜追击，将日军赶下海去；但正是囿于蒋介石强调的所谓“政治影响”，致使守军不能乘胜追歼日军，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战机失去，坐等日军恢复元气后再来进攻，从而使“一。二八”抗战总是落入十分被动的境地。

从各种历史事实看，对于“一。二八”期间的蒋介石，既不能像台湾传统史书那样，因个人崇拜而评价过高，也不能像大陆传统史书那样，受过去“左”的影响，不愿提国民党的抗战贡献而评价过低。

蒋介石顾虑什么

“八一三”淞沪抗战时，国民党派出近百万大军，陆海空精锐尽出；而“一。二八”抗战时显得十分小气，援兵不多，甚至不如日军。两次淞沪会战反差何以如此之大？

从蒋介石电文和日记中可以解析他在“一。二八”抗战中的心态。蒋曾过于担心中日之间的军力悬殊。“九一八”发生不久，他就在1931年10月7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

此次对日作战，其关系不在战斗之胜负，而在民族精神之消长，与夫国家人格之存亡也。余固深知我国民固有之勇气与决心早已丧失殆尽，徒凭一时之兴奋，不具长期之坚持，非唯于国无益，而且反速其亡。默察熟虑，无可恃也。而余所恃者在我一己之良心与人格，以及革命精神与主义而已。是故余志已决，如果倭寇逼我政府至于绝境，迫我民族至无独立生存之余地，则成败利钝自不暇顾，只有挺然奋起，与之决一死战，恃我一己之牺牲，以表示我国家之人格，以发扬民族之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