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英海军司令在沪会商调解，闻诸同志中多主张须依据各国通牒第五条，连同东省问题整个解决，以致毫无结果，失此斡旋良机深为可惜。

目前沪事交涉，如诸同志坚持强硬并依赖国际或列强之帮助，势必迂缓迁延，牺牲我19路军净尽而后已。不但丧师抑且失地，吴淞、真如、南翔各地亦必相继断送，而陷我19路军于无谓之牺牲，良心可悲。

日军之横暴凡有良心熟能忍受？无如强弱异势，不能不考虑情形权衡轻重适可而止也。请兄等商在沪诸外委，从速设法先求停止战争。至于整个问题，则待外交正式之解决，庶不致益加扩大糜烂而不可收拾也。

就在日军第24混成旅团被19路军连连打退的2月13日，何应钦为早日主动结束淞沪抗战，特按已下野的蒋介石意图，向19路军总指挥蒋光鼐转去防止进行大规模进攻的电报。内容是：

蒋介公之意，我军进攻无论如何牺牲，亦不能达到任何目的。在全般计划未定以前，仍取攻势防御为要，等语。特此电达即希查照。

由于敌第9师团到达上海，何应钦为与日方妥协，以便仍集中兵力在江西进行剿共，于2月14日致电吴铁城，提出对日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原则，电文为：

寒申（14日）电悉。日方陆军到后，态度特变强硬，我方如具大决裂之决心，彼或戢其凶锋，而交涉易于妥协，情势固然。无如回顾国力除财政问题外，抗日、剿共两难兼顾，如彻底抗日则必与赤匪妥协。而移调剿赤之师以应战；如赤匪仍从进剿，则对日再无彻底进剿之余力，两者只能出于一途万难并进也。

现在进行似应本一面抵抗、一面交涉之原则，如须变更应请各地中委迅集行都讨论决定。以免顾此失彼行缓迁延贻误大局也。

江西省**熊式辉，在“一·二八事变”后，对2月5日从剿共的江西战场抽调蒋鼎文第9师至上海抗日的决定非常不满，而拒绝调出，并于2月6日致电何应钦，要其重新考虑，电报内容是：

调蒋铭三师赴沪，增援我上海自卫军竭力抗倭谁曰不宜？惟事应全局统筹，剜肉而疮莫补是两败之道也。现赣州、万安、泰和、吉水同时告急，万安、泰和之匪虽已击退，赣州、吉水尚在相持，江西之兵如何可调？

江苏兵力对倭固属不足，江西部队对匪何尝有余？由江西抽出一师赶沪，对倭无致胜之望，对匪则有先败之虞。夫倭寇如割肉之痛，赤匪乃烂心之痛，此时两方兼顾，则两方俱不能顾也。似应尽江苏兵力抵抗割肉，尽江西兵力制止烂心。

日本之兵力可随时添加，我之增援自穷，故不能不予增援。江西之匪可随时爆发，我之防备不可疏，故不宜稍予抽调。不然，万一江西防线有一部动摇，则影响所及不堪设想。顷与一民兄（即朱绍良，当时任江西省绥靖公署主任）熟商，蒋铭三师决不能抽调赴沪，请公等有以统筹之，勿剜不可割之肉而补不能补之疮，则国家生命望苟延一息。临电不胜悲痛。

蒋鼎文的第9师，上官云相之47师等部队，须调至上海附近地区以增强纵深兵力，这是军政部已决定的事。所以对熊式辉拒调第9师之意见未予同意，并于2月10日电告江西，该师仍须调出。为此熊气愤之极，竞要辞职不干，要南京另选高明。2月13日他向何应钦发出了这样一份不满的电报：

赣州被匪围攻甚急，伯南（即广东陈济棠）派援恐无希望，不得已须由辞修（即陈诚的第18军共5个师）调兵前往。江西兵力公所深知，抗日剿匪责任不能兼顾，已迭电陈明，但公既屡电调铭三部，亦自不容攀辕再留，一民兄已令其迅速开拔矣。

此后如再有缓急，应请预为统筹，如有他部同等兵力到赣接防，始可调拨。

辉亦拟请缨抗日赴沪效力，地方之事将请**另简贤能。今日而言抗日乃最光荣，不敢后人也。谨布腹心。

“一·二八事变”发生后，我国民众的抗日情绪极高，第2天上海总工会、商会分别通告全市罢工、罢市，商会还征集物资、现金，民众则涌跃捐献，随之纷纷送向前方。

此时青年学生则自动报名参加义勇军和救护队而上前线。2月1日上海各大学的学生义勇军500余人，救护队300余人，参加了19路军78师的翁照垣第156旅作战。上海市民联合会的义勇军200余人亦于当天参加了19路军并开赴前线。以后各行各业的义勇军相继加入了19路军。

因受爱国思想的鼓舞，各省青年亦纷纷至上海参加19路军，其中象原在沈阳市的冯庸大学学生义勇军，由其校长冯庸率领于2月13日到达上海地区；四川省抗日义勇军敢死队、成都第1队，也于4月2日到达淞沪一带，加入了第156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