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7月，鉴于山海关地区的抗敌形势越来越严峻，中国军队成立了临（榆）永（平）警备区司令部，由何柱国将军出任司令；临永警备区的辖区包括山海关所在地临榆和抚宁、昌黎、卢龙（旧时永平府治所在地，民国初曾改名永平府）、迁安等县，还有在原来的永平府辖境长城以外地区设立的都山设治局（今青龙满族自治县的前身）管辖的区域，主要是滦河以东的沿长城地区（含临榆、抚宁、迁安等县长城以外划归都山设治局的绝大部分地区）【1】。到这时，驻扎和布防在这一地区的中国军队，除负责镇守山海关地区的独立步兵第九旅之外，还有独立步兵第二十旅、骑兵第三旅和炮兵第七旅第十三团山炮一营、工兵第七营等。这些军队，分布在西起滦河，东、北至长城各口，南到临榆、抚宁、昌黎等县沿海地区的一个较大的防御区域内【1】。

山海关早在1900年遭到八国联军入侵后，就已不再是中国军队的纯粹防区了【1】。“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日军加紧向山海关渗透，加强了驻扎在山海关南门外的火车站的日本守备队的军事力量【1】。日本关东军占领锦州后，一路侵犯到榆关城东门外，在山海关东北1公里的威远城至吴家岭一线，即第二次直奉战争中直军抵御奉军的主要阵地安营扎寨【1】。那一带的地势略高于山海关所依的长城，驻扎那里的日本关东军居高临下，虎视眈眈，足以给山海关城区的防御造成极大的威胁【1】。这样，山海关城，即临榆县城的南门和东门都在日本军队的严密监视之下，驻守山海关的中国军队只能在北门和西门可以自由出入【1】。此外，山海关车站设有伪满洲国非法设立的所谓“海关”、“铁路办事处”及“警察分驻所”等敌伪机构，山海关城区还有不少做刺探情报工作的日、韩侨民，中国军队的一切军事行动很难瞒过敌人的耳目【1】。

1932年11月间，日本关东军开始向沈阳至山海关的北宁铁路（即京奉铁路，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改北京为北平后用此称）沿线大举调动部队，在皇姑屯至山海关间的各个车站分驻重兵，并派第八师团开抵锦州，做入侵山海关的军事准备【1】。

12月8日晚上，进驻锦州的日军第八师团的一列铁路铁甲车，以追击东北抗日义勇军为借口，顺北宁铁路线开到山海关车站东端的长城缺口，并悍然向山海关城**击炮弹有38发之多【1】。山海关城里顿时硝烟弥漫，火光冲天，数处民房被毁【1】。

此后，日本关东军一面逼迫中国守军“道歉”，一面又陆续调兵遣将，把3000余名步兵和40多门野炮、重炮分布在石河桥东、南门外及城东二里甸、威远城一带，另有3列铁甲车和20多辆坦克停在南水关城墙缺口及车站、石河大桥一带【1】。驻旅顺的日本津田第二舰队也派10余艘驱逐舰，分别停泊在山海关、秦皇岛海域，进行**【1】。

至1932年12月底，日本进攻山海关的陆、海、空军集结完毕，只待寻找可乘之机【1】。

1933年1月1日，又一个新年开始了【1】。

当日上午，一队全副武装的日本守备队出现在车站近处的山海关南门外，催促住在南关一带的日本侨民搬离，明目张胆地透出了日军即将行动的信号【1】。

下午2时许，驻扎在山海关车站附近的日本秦榆守备队队长落合正次郎，通知所有留在临榆城里的日本侨民在5小时之内，全部退入城南的日本兵营“避难”【1】。

与此同时，日本侵略者开始向中国驻军挑衅【1】。驻山海关车站的日本守备队的一个中队集结在南关大街上，突然向守卫在那里的中国哨兵开枪射击，并投掷手榴弹【1】。中国哨兵猝不及防，被迫撤至南门附近，听候行动命令【1】。

晚上9点30分，由绥中开来一列满载气势汹汹的日本士兵的军车【1】。这些日军士兵一下军车，便分布在车站附近，随意放枪【1】。

晚上10点40分，车站附近传来几响爆炸声；紧接，日军从城南的日本兵营向山海关城射来5发重型炮弹【1】。

炮声刚落，日军在车站及南关一带展开阵势，鸣枪向守卫山海关城的中国军队**【1】。

同时，受日军指挥的伪满洲军便衣队企图乘乱进占山海关城，被中国哨兵发现，当即被击退【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