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印证历史的踪迹·何遂將軍——辽吉黑热义勇军民众后援会（2）

由于**汤玉麟既不愿东北义勇军在奉系地盘发展，亦不允许外人染指，**军的北平军分会不便直接领导义勇军事务，于是，从1932年9月起到1933年1月15日，辽吉黑热义勇军民眾后援会便在各方同意下负责起义勇军的作战指挥事务，成立东北义勇军总司令部，后援会会长朱庆澜将军以及常务副会长何遂将军便集后援会及司令官职务于一身，将组织募集抗战款物与协调义勇军对日作战的权限统一起来。

据台北国史档案馆有关档案记载，国民政府在此期间曾指令上海兵工厂援助辽吉黑热民众后援会内的义勇军总司令部步兵子弹200万发，手榴弹3万枚，机关枪48挺，迫击炮20门。炮弹1万发。自1933年1月始，国民政府财政每月支付后援会抗日经费20—30万元，对其他义勇军援助12万元。日军开始进攻热河时，国民政府向后援会提供大卡车100辆。

台北国史档案馆收藏当年的大量资料表明，王蕴萍部是在热河与日伪军血战的义勇军主要力量。该部军队主要系由青年学生和东北军中的热血青年将领组成，抱着赴死的决心保家卫国。当他们发现汤玉麟与日本关东军特使石本权四郎私通准备出卖热河给伪满洲国时，便抓捕并不顾日方及蒋介石写信调停，在日军大举进攻热河前夕将石本权四郎处决，以灭汤玉麟投敌之心，因而被当权者列入另类。当这些被奉系军阀克扣军费，缺衣少弹的义勇军看到日军拿着**的武器来对付自己，心里都在滴血。

王蕴萍在其晚年对王正的回忆中说：“何遂与北平军分会的何应钦事实上承担着抗日义勇军和南京政府之间的协调联络角色。”其间，由于汤玉麟并非事事听从**，多次需要资历较深的何遂将军前往热河与汤玉麟取得妥协，给退入热河的义勇军以休养生息之地。

王蕴萍还回忆道：“在何遂的要求下，何应钦曾经多次致函北平市长张石泉和国民党山东省党部**长蒋伯诚，以及上海市市长吴铁城，南京市市长何民魂，请求给义勇军中对日作战最活跃的王蕴萍部支援。所以，北平、济南、南京、上海的市民都曾给王蕴萍部募捐了大量军事物资。”

在这几个月时间里，设在北平察院胡同29号何遂将军住宅俨然成为了东北各路义勇军的总司令部。面对日军的步步进逼，总司令部的备战工作重点是点编退入热河的各路义勇军，使之能战并做好指挥义勇军部队与日军作战的部署。

后援会的前线指挥部设在热河省建平县一个叫朱碌科的地方。由于抗日义勇军在该地的群众基础极好，汤玉麟在此地的管理机构形同虚设，故使后援会的抗日工作能够公开大规模地展开，成为关内抗日民众支援关外义勇军武器给养的重要枢纽。

后援会司令部需要从全国招募军事人才。许多热血青年便从各地前来报到，这里面就有由上海地下抗日组织介绍的曹聚义。曹聚义是何遂将军任职黄埔军校代校务期间第六期学员，其时正被蒋介石作为**嫌疑犯通缉，因而改名曹艺。

曹艺帶着叶劲柏、宋文梅等五人报到面试，得到朱何二位将军的赏识。曹艺被委派担任常务副会长何遂将军的中校参谋，其余几位任上尉副官或参谋，并当即被委以上热河前线点编和整顿民众抗日义勇军的重任。

曹艺带领这个年轻的点编组，按部就班，迅速点编了一支又一支从东三省退入热河的义勇军，并由何遂将军亲自指导和把关，严格按照军规，以“花费少，效果大”为原则整肃了一些良莠不齐的队伍，提高了部队整体战斗力，同时也大大提高了辽吉黑热义勇军民众后援会在社会上的威望。当时就连刘黑七那样由惯匪改称的义勇军，在接受整编后，也发誓要服从后援会的指挥。

曹艺从东北义勇军开始，全程参加了十四年抗战，出生入死，成为一位文武双全，百折不挠的抗日将领。

他在回忆中说：“他们这几位意气风发的年轻军官曾点编过被称为义勇军魂的唐聚五部，也曾隨同朱、何二位将军多次到前线慰问义勇军，还曾与上海联华电影公司摄影隊到前线拍摄义勇军英勇作战的记录片，並与到义勇军采风的作曲家聂耳一同送慰问品，东北义勇军在极其坚苦的条件下常以歌声鼓舞士气，聂耳采风到许多义勇军自编的歌曲。”（见《曹艺回忆录》）

何遂是熟悉中外军事理论的军事家。他认为，热河省本身属于非常适合防御的山地丘陵地形，全省有几百公里的战略纵深。而日军可选择的进攻路线只能从北向南，沿线正是从东三省退入热河的十几万义勇军驻扎地。

正面战场，逐步整编入五十五军麾下的冯占海，宫可法，唐聚五与王蕴萍将军为主力的义勇军部队大部分是骑兵，只需固守各个险要地段，并在开战时用骑兵沿东西方向奔袭日军，来回穿插几十里，破坏敌军的攻势，配合**指挥的张作相、汤玉麟的十几万东北军正规部队设置的防线坚守热河首府承德，总体实力面对日伪军不落下风，如指挥得当，并非没有胜算。

对敌策反工作则主要由辛亥革命前就担任黑龙江省要职的朱庆澜将军动员他在伪满洲国军队中的原下属，包括他的大儿子朱榕。朱榕曾经担任伪满洲国中将滨江地区司令，他承诺一旦开战，便在阵前起义，有关协议由北平军分会记录在案。

后来，国民政府在朱榕拒赴东京朝拜天皇而自杀后，曾明令哀悼：“朱榕为赈济委员会故常务委员朱庆澜之长子，教秉义方，效忠党国。曾任陆军旅长，驻守关外，沈阳事变，身陷敌营，去秋寇拟舰送东京，中途乘隙蹈海以死，志节凛然，殊堪矜式，应予明令褒扬，并准入祀绍兴县忠烈祠，以彰忠孝而示来兹”。此是后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