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血战御敌古北口七勇士气壮山河日军立碑致敬

北京密云度假胜地古北水镇，矗立着一座高大的花岗岩纪念碑——古北口七勇士纪念碑，古北口战役是长城抗战中甚为惨烈的一役，1933年3月，**军25师145团的7名蚌埠籍的战士，固守在小小的帽山上，用手榴弹、步枪和石块对抗日军的大炮和飞机，在毙伤一百余名敌人之后，最终全部壮烈牺牲。

古北口七勇士纪念碑

1933年1月1日，日本关东军进攻山海关（当时简称榆关），临（榆）永（永平即卢龙）警备司令何柱国将军下令坚决抵抗，并向全军将士发布《告士兵书》：“愿与我忠勇将士，共洒此最后一滴之血，于渤海湾头，长城窟里。为人类张正义，为民族争生存，为国家血奇耻，为军人树人格。上以慰我炎黄祖宗在天之灵，下以救我东北民众沦亡之惨。”全军将士同仇敌忾，惨烈的长城抗战就此开始。

1933年3月3日，日寇128骑轻取热河省会——承德。热河省**、督统汤玉麟仓皇出逃。在双塔山脚下，汤的坐骑被日寇的飞机扫射打死。汤被吓得尿了裤子，被亲兵卫队用担架抬着逃往张家口。3月4日傍晚，日寇的骑兵侦察小队就到了距古北口60华里的滦平县青石梁，立即遭到由东北军第7旅改编成的陆军67军107师（师长是张政枋）下属的621团（团长是王志军）的迎头痛击。在当地百姓的全力支持下，我军坚守了两天两夜。以窳劣之武器，以血肉之躯同日寇的钢铁巨兽拼搏。用手榴弹和燃烧瓶，打掉了日寇4辆坦克、6辆装甲车。此战由于我军准备比较充分，又有当地百姓的大力支援，我军以伤亡500余的代价，取得毙伤日寇近千名的战绩。由于日寇调来大部队支援，又调来飞机、重炮狂轰滥炸，我军实在支持不住，才于3月6日夜撤至长城一线防守。此战受到国内报纸的极大赞扬，还受到北平军分会的通令嘉奖。

3月8日晨，日寇在飞机和远程重炮的掩护下，向由原东北军第12旅改编成的陆军第6军团（总指挥是张作相）102师（师长是张廷枢）下属的635团（团长是白玉麟）据守的古北口大关进攻，受到该团将士的顽强抗击。日寇攻了一天，伤亡惨重，没能攻下。3月9日，日寇雇用了火斗山小苇子峪一个叫李长山的汉奸带路，从巴士沟口长城墙下的一个水洞钻过长城，从背后向据守古北口制高点“将军楼”的634团进攻。我军背腹受敌，仍顽强战斗。在长城之上敌我双方反复争夺，直打的长城上下、山前山后，尸横遍野，敌我双方死伤枕籍。日寇在付出了惨重代价后，才占领了炮筒子沟口。白玉麟团长闻知此讯，立即带兵支援，经过血战，又夺回了炮筒子沟口。直到白玉麟团长在长城上遭日寇飞机扫射为国捐躯后，日寇才于3月11日上午10时占领了古北口的制高点，长城之上的一个敌楼——“将军楼”。

在古北口抗敌的**军第二师

17军25师师长关麟征，于10日晨急赴古北口前线。到防后，守古北口城及两侧，所部145团（团长是著名抗日名将戴安澜）占龙王峪口，即与敌展开激战。11日上午，关麟征获知“将军楼”失守，感到形式紧迫，立即命令73旅旅长杜聿明代替他指挥保卫古北口城和龙王峪口的战斗，由他亲自率领149团（团长是王润波）去夺“将军楼”。在通往“将军楼”的两个高地（北高地距“将军楼约200多米，南高地距‘帽儿山‘约1300多米）之间，敌我双方反复冲击，战斗异常激烈。团长王润波阵亡。师长关麟征也被日寇的手雷炸成重伤，但他仍用手堵住伤口，继续指挥战斗，终于夺占了北侧高地。但占据“将军楼”的日寇居高临下，用密集火力封锁了山梁。战士们几次冲锋都失败了，没能夺下“将军楼”。关师长被抬下山，他任命杜聿明为副师长并代理师长，梁凯任73旅旅长。

12日下午2时许，25师师指挥部被敌机炸毁，前线失去了指挥和协调支援，致使全线后撤。当从前线撤退下来的部队通过“帽山”山下的交通要道时，被占据“将军楼”的日寇发现。日寇就用飞机反复轰炸、扫射。在“将军楼”用迫击炮轰击，在八士沟口用机枪扫射。直打得“帽儿山”山下的硝烟和尘土遮天蔽日。73旅新任旅长梁凯重伤，抗日将士的伤亡惨不忍睹，数百名官兵在此牺牲（2005年5月3日，我带河北承德实验中学长城科考队拜访张伯承老师。张老师当年10岁，他给我们讲：当年战后，爱国道士王明恺领着几个徒弟和当地十几名百姓，把在“帽山”山下阵亡的将士就地掩埋，但把阵亡将士戴的钢盔和搪瓷缸等留在墓前。张老师当时都没能数过来，足有好几百。可见在此牺牲的将士数目之多。）。这时，大批日寇沿北侧山梁向下冲击，只要日寇占领“帽山”，我军数千名将士很可能成为日寇的俘虏。

长城抗战部分将领合影：前排左起，黄杰、徐庭瑶、杜聿明；后排左起，刘嘉树、郑洞国、邱清泉

“帽山”是在一个几十米高的小山包上，由花岗岩构成的岩石突起，其形状就象军人戴的“船型帽”。底边围长仅183米；东西长不足20米；南北宽在西侧不足3米、东侧不足5米；东侧高15米；南侧高17米；西侧高19米。南、西、北三面都是80°左右光秃秃的岩石，平时人还可以勉强攀登上去，打仗时肯定是难以攻上去的。只有东北角可以绕着石块登上去，而这几块岩石恰好构成一个绝好的机枪掩体。在“帽山”上。东可望侧翼战场——龙王峪长城和巴士沟口，北望“将军楼”，西瞰古北口城，山下就是龙王峪沟口通往古北口城的交通要道，是个战略要地。

73旅旅长杜聿明十分重视这个战略要地，刚到古北口，就命145团在“帽儿山”上派出了一个由7名战士组成的前沿观察哨，随时把前线的战况通过电话向师指挥所报告。当前线大撤退时，观察哨与师指挥所的电话线已被炸断，跟上级失去了联系和指挥。但七人没有撤退，而是毅然坚守阵地，打退大批日寇的数次攻击，掩护大部队撤退。当大部队撤完时，七人已无法撤退，日寇已经把“帽山”包围。日寇多次进攻都被打退，他们也弄不清山上究竟有多少人。只好调来5架飞机对山顶反复轰炸（河北承德实验中学长城科考队的队员在2005年去“帽山”勘察时，还找到了当年飞机扫射时，在七勇士当作掩体的花岗岩石上留下的弹孔。可见，当时的轰炸和扫射是何等的激烈。），之后再进攻，又被打退。日军又调来十门重炮对山顶狂轰，之后再进攻，又被打退。

日军无奈，只好空军、炮兵、步兵联合进攻。在这次攻击中，我三名战士阵亡，一名战士重伤，腿被炸断。这名断腿的战士向班长要过机枪，继续向日寇射击。三名战士则从一块岩石跳向另一块岩石，向日寇射击，直至子弹打光。勇士们就搬起石块砸向日寇。石块也砸光了，三名勇士就挺起刺刀，冲入敌群拼杀，直至壮烈殉国。此战，七勇士共毙敌160余名，伤敌200余名，近一个整编营。创造了二战史中绝无仅有的防守战例。原来日寇以为山顶上有几十人甚至上百人。上来一看，只有七个人，大为惊诧，钦佩至极，恭恭敬敬地把七勇士背下山安葬（安葬时日军军官发现一名勇士少了一条腿，就命士兵带着抓来帮着挖坑的老百姓——也就是此事全过程的见证人——赵发，到山顶把断腿找回摆好，才开始掩埋）。并在墓前立一高约180厘米、宽约18厘米的木质墓碑，上书“支那七勇士の墓”。在场日军列队鞠躬致敬。七勇士虽未留下姓名，但其体现的“长城精神”和民族气概将万古长存。

日军为七勇士立碑（电影截图）

1933年初的长城抗战，以**军抵抗意志最为强烈，作战最为英勇。但战后宣传中，则惟见西北军之“大刀队”。故时人曾有讽刺：“新闻界不去鼓吹正规军的新式武器，而来鼓吹大刀队，不是又要演出义和团的老把戏了么！”①其实呢，**军亦有诸多“壮烈成仁”的英雄典型，只是碍于最高当局在“长城抗战”后的对日外交政策，未曾广为宣传罢了。其中，最著名的英雄典型，就是使日军也为之感佩而立碑致敬的“古北口七勇士”。

“古北口七勇士”的大致事迹，可参见黄杰将军的回忆：

“这是在当时二十五师（师长关麟征将军）攻上山去时，处于两面濒临峡谷及南天门至古北口的高地。由于二十五师部队受日本两面夹击，部队遂撤退下来。但其中有七个人不肯下来，决定做殊死战。因为第一次参加抗战，部队的士气高昂，大家都不惜牺牲性命。由于日本人与我们第一次交战，不了解详情，故轻视这七个人，因此不断以小部队攻击他们，但这七个人沉着应战，日本人来多少杀多少，竟也杀伤了近一连的人，直到这七个人都被杀死，日本人才拿下这个地方，日本人第一次与我们接触交战，就发生这种可歌可泣的悲壮之举，对中国人的牺牲精神感到很惊奇，故事后日本人特别为纪念这七个人立了一个碑。好似上面题着‘支那七勇士纪念碑’几个大字，并特别向碑敬礼表示崇敬，这确是一椿极富意义的事。”②

黄杰时任第十七军第二师师长，参与了古北口南天门之战，故对此事有所了解。但因并未指挥第二十五师，所以不清楚七勇士的具体番号。第二十五师副师长杜聿明（师长关麟征负伤，该师当时由杜聿明指挥）的回忆要更清晰一些：

清晰可见第七楼城墙上的子弹孔

“一四五团派出的一个军士哨因远离主力，未及撤退，大部队崩溃后，该军士哨仍在继续抵抗，先后毙伤日士兵百余名。后来日军用大炮飞机联合轰击，始将该哨歼灭。日军对这军士哨的英勇精神非常敬佩，曾把7个尸首埋葬起来，并题‘支那七勇士之墓’。”③

第二师下属营长刘玉章，曾奉命率部前往南天门支援第二十五师。据他回忆，七勇士“军士哨”所守卫的地名，唤作“八道楼子古堡”：

“二十五师由古北口向南天门转进时，有一段可歌可泣之忠勇事迹，确有大书特书之必要，缘该师有一班士兵七人，在八道楼子古堡中，誓死不退，日军劝降亦坚持不屈，终于全班殉国，日寇惊服壮烈，特为我殉国英雄，立碑修墓以为纪念。题为‘支那七勇士之墓’。可见我革命军的英勇精神，虽敌人亦为感动，诚属不朽。”④

古北口战役阵亡将士公墓

七勇士的事迹，不是国军自吹自擂，而是自北平日使馆传出

与“大刀队”的事迹源头系第29军自述不同，“古北口七勇士”的事迹，最开始，其实是日本人抖露出来的。据第二十五师下属旅长梁恺回忆：

“二十五师于古北口战事结束后，有人发现长城邻近一座小山，有一庞大土壕，还树立一块墓碑，上书“支那七勇士”。据云（日本文件所记）日军为清扫阵地，发现一处堡垒，派兵搜索前进，竟遭枪弹密发，日军伤亡多人，嗣加派兵力猛攻，由于守军顽强抵抗，仍未得手，而伤亡更大，乃改调炮兵施以轰击，以致堡垒全毁，迄至寂静无任何反击声后，日军始派人前往探窥，仅见七具尸体。日人认为守军七人，自知寡不敌众，如弃堡退却，或坐以待虏，当不致死，于此可见其忠勇，可敬可畏。因此就地合葬，以慰忠魂。”⑤“此项事实之经过原出自敌酋之传说，且表谨仰之忱。我七勇士为国捐躯，当可瞑目于九泉矣。”⑥

1934年，南京《政治月刊》刊登的一份材料，可以佐证梁恺的这个说法。该材料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