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以哲对部队的训练，更加全神贯注，真是励精图治，整军经武不遗余力。在此之前，**将军给他一个地号（在商埠地现在的三经路附近），他盖了一栋小楼房。这时王以哲已经有了一部“必克”牌的汽车，每天8时由家乘车到旅部上班。到旅部10分钟后，各处处长手持卷宗，纷纷到办公厅汇合。先作口头汇报，然后把卷宗由秘书收集到他的办公桌上亲自批阅。遇有不清楚的地方，就用电话找主管人员当面谈。午饭后，稍事休息，即乘车回城，进行社会联系，交际一些名流学者。当时每天随他坐汽车的有上尉参谋关荣印、少尉随从副官张长友、司机王国瑞（领上尉饷不佩军阶）。上尉参谋挟皮包，内中除了待办的公文外，就是《曾文正公家书》、《曾胡治兵语录》、《戚继光兵法》和《资治通鉴》等书，准备在车上随时阅读。同时还规定全旅军官都必须以《曾文正公家书》、《曾胡治兵语录》为必读的书。易帜后，又增加了《三**义》、《建国方略》、《建国大纲》等书，并列在考核成绩之内。

每星期天，全旅官兵全副武装，齐集于大操场举行“**纪念周”。首先开始**，继之进行分列式。官兵服装整齐，精神饱满，看样子真是一支勇敢善战的劲旅。**完了，队伍集结于**台前，由请来的名流学者讲述国内外形势，东北地理环境，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史，特别着重讲述日本对东北的侵略史实。因此，官兵的爱国思想都深深地印入脑海。有时不请外来者，由本旅各团长、参谋长、各处处长轮流作一番宣布或规定或讲话。当时虽然换了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有些军官对“三**义”没有深刻的认识和理解，也无从讲起，所以都不讲这一套。

1929年“双十节”，在北大营举行一次大规模的**典礼。参加的部队除第七旅全部官兵外，还有骑兵、炮兵、工程兵、辎重兵、汽车队、战车队和空军。王以哲亲任**总指挥官，**将军亲临检阅。陪检的有张作相、万福麟以及沈阳附近驻防的旅长们以及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公署的主要高级幕僚等。**将军穿上将大礼服，精神饱满，神采奕奕，颇为高兴。这次**规模之大、军容之整齐，为东北军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借此检阅之机，显示自己的军事力量。当时沈阳市民在北大营南围墙上挤得满满的，真是人山人海，颇极一时之盛。

同年秋末冬初，庄稼收割完毕，农民“猫冬”了，在蒲河——大洼一带举行一次大规模的、为时三天两军对抗的野外露营演习。演习完了进行评比，并邀请蒲河——大洼一带的老百姓也参加，并请他们讲话。参加评比活动完了举行野餐。老百姓对这次举动给予好评。

王以哲旅长为了培养旅内军官的作战指挥能力，在旅内自行筹办一个步兵研究班，由各团抽调上尉以下的军官，作为期6个月的轮流训练。并请由日本步兵学校毕业的杜长龄（别名杜鹤年）负责主持，由王维藩、马镇夷、王肇治（兼）等担任教官。他们有的是日本步兵学校毕业的，对步兵有专门研究；有的由日本炮兵学校毕业的，并由何宏远担任炮兵教官。为了培养步兵研究班学员实兵指挥兼培养部队的班长起见，又特别成立一个军士队，由各团营连挑选稍有文化的士兵120名参加。军士队队长最初由六二一团少校团附高福源担任（高别名少卿，辽宁省盖县人。1935年任一O七师六一九团上校团长时，在陕北与红军作战被俘，教育释放后，以民族大义说服了王以哲），以后换了由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李宝莲接任。

1929年王以哲向**将军建议、并蒙批准成立东北学生队，队址最初在西下洼子。以后讲武堂迁到东山嘴子，学生队遂迁到原讲武堂旧址（现在的老龙口酒厂东隔壁）。王以哲派由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汲绍刚为上校队长，招考年满16岁高小毕业的学生500人入队受训。教育内容以普通科学和军事学并举，三年毕业。毕业后再入讲武堂深造。学生队学生有考入高等军校，后来留学外国，一直在国民党部队任职的也大有人在。例如后来到台湾任要职的宋长志、王多年、马安澜等人。

第七旅的各级军官的文化程度较高，素质也较好。其中有陆军大学、保定军官学校、东北讲武堂、高等军学研究班、军官教育班、教导队等军事教育机关毕业的；也有不少是由日本步兵专门学校、士官学校毕业回国的；也有由英、美、法各国军事学校毕业回国的，真是人才济济，为东北军其他各旅所不能比拟的。尽管如此，王以哲对军官的训练还是毫不松懈，每天中午出一次干部训练，尤其是连长以下的军官必须认真执行，主要的是训练刺枪术以及制式教练动作的划一。对士兵的教育，由旅司令部参谋处制定全年教育计划，发到各团及直属连，再由各团制定每周的学术科教育计划实施表，印发各营、连遵照实行。

王以哲亲自编写“旅训”、“旅歌”和“士兵问答十二条”印发到各营、连、排；贴到兵舍、讲堂内，作为早晚点名时必须进行的教育课目。“旅训”全文如下：

我民族受强邻之压迫，危在目前。凡我旅官、士、兵、夫等，务本**遗嘱及司令长官意旨，牺牲一切，努力工作，以互助之精神，精诚团结，共赴国难。

第七旅旅歌（寄调满江红）歌词是：痛我民族，屡受强邻之压迫，最伤心，割地赔款，主权剥夺。大好河山成破碎，神州赤子半飘泊，有谁人奋起救祖国；救祖国，我七旅官士兵夫快快来快负责。愿合力同心起来工作，**遗嘱永不忘，长官意志要严摩，乘长风直破**浪，救中国。

1930年春，王以哲召集连长以上军官会议，提出实行“军工制”，得到与会者一致赞同。最后决定以营为单位，根据各营具体情况和志愿，分别成立各种工厂。当时成立的工厂有：皮鞋（靴）厂、缝纫厂、织布厂、牙粉厂、毛巾厂、织袜厂、手套厂、布鞋厂等等。由各连挑选会这种手艺的士兵，调集到一个厂；同时外请一二名技术人员当师傅，指导业务。我有一个哥哥，他是老振武皮靴厂的技术员，被六二一团第三营（营长朱辉）请去当师傅。我们那营是毛巾工厂（我当时是连长兼负厂内责任），所需的原材料由我向城内的老天合、同义合等大商店购买。产品除供给本旅官兵需用外，还到市面推销。如当时奉天生产牙粉的只有同昌行一家，生产火车头牌牙粉。第七旅生产的牙粉，质量比同昌行生产的好，而价格却比同昌行的牙粉低。其它的产品价格也都比市场价格便宜些。一般行商小贩都到北大营开的厂子去购买或批发。各营实行军工制办厂后，经过半年多的时间，结算后每营都赚了钱，用途公开宣布，没有发现**或营私舞弊的事情，都怕挨枪毙。可见王以哲治军的严明。

北大营围墙内外空地很多，在围墙内的空地和各营连的间隙，经过各营、连自行协商，分种一些蔬菜。围墙外的空地面积很大，杂草丛生，完全撂荒着，因属于营产管理处，经旅长派人与之协商，由旅内统一分配给各营、连，也种上白菜、萝卜、豆角、莴瓜一类的蔬菜。当时各连都有骡马三匹，铁轮大车一辆，每月除拉运给养、马草、马料而外，就利用这批畜力，并挑选会种菜的士兵，组成一个“生产班”专负其责。另外每连都养了几口猪，指定一名伙夫专负饲养之责，留待年节宰杀；平时挑大的也杀一口，改善士兵生活。这样既有油、肉可吃，又有充足的蔬菜，士兵的伙食得到改善，皆大欢喜。由于伙食的改善，士兵“开小差”的少了，甚至几个月也没有一个逃兵。

九·一八事变前，全旅官兵每天进行例行的工作，很少有其他事情可做，驻太平防，大有“马放南山，刀枪入库”之势；各级军官讲究吃喝穿用，摆阔气，毫无警惕性可言。但是驻在沈阳南满铁路沿线的日本守备队却调动频繁。我们虽有所知，但没有引起注意。认为军队换防，不足为怪。为此，旅长王以哲召集连长以上军官开会指出：“日本守备队最近调动频繁，兵力有所增加，宪兵也换了防；南满站（即沈阳站）的商人也换了军衣，发了武器；日本浪人到处寻衅，各连要严加管束士兵，不得随便外出。各驻地部队要构筑一些必要的工事，以防意外事件的发生。”并指示参谋处拟定相应的防务计划。通过这次会议，各团、营、连有所警觉，有所准备。所以在九·一八事变当时，官兵都准备按预定的部署进入阵地。但在**将军不准抵抗的命令下达以后，各级军官只好忍气吞声地挨打，受到惨重牺牲，最后不得不“弃甲丢盔”离开北大营，而置3000万同胞于不顾，狼狈进关。

事变发生后，王以哲在城里即与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荣臻取得联系，于9月19日早晨，王以哲带领随从副官和几个卫士换成便衣，由小东城门随同百姓混出城外，乘火车去北平，向**将军汇报情况。迨部队到达北平后，王以哲受命积极整顿军队，补充军械、装备，训练士兵，军容稍有恢复。

1932年夏，王以哲调任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第一处中将处长。遗旅长缺，**将军调卫队第二总队少将总队长戴联玺（**）接充。当时戴部驻防河北省密云县。王以哲派他的司机王国瑞开三轮卡车去密云接戴来清河镇旅司令部接任，车行至中途，戴被路旁倾倒的电线杆子打死，乃改派张政枋接充（张当时可能是军分会的军衔处少将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