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我自从认识了何三他们，我在县城的时候就更多了，也更有安全感，他们那些人依旧恃强凌弱为非作歹，我则尽量避免和他们在一起。

他们是县城一霸，到处惹是生非打群架，有好几次都弄出了大麻烦。后来警署的警察也把我叫去，说我们“十三太保”名头很响，做的事情危害社会，就全部抓了，何三被判了三年，一起进牢房的，还有其他三四个。

我没有受到处分，因为他们做的事情我都没有参与，那时候我将村里镇里的那些小伙伴，带了十来个在县城给建筑公司修房子，他们叫我们为施工队。我们修了好几栋房子，比如烟草大楼是我修的，虽然包工头不是我，我只是个不干活的第二工头。那个工头是薛明的老爸，他接了活儿，就再转手让我组织人去做，我们老家有力气的人不少，只是脑子不够用。而我既会做又有这个脑子，所以我会做那些苦活累活但用不着我亲自动手。

做这种活计比我烧砖烧瓦赚钱容易多了，所以后来我就将我那个烧砖烧瓦的“企业”以三千元的价格卖给了两个四川来的，他们每一年还要付给我一千块钱的租金，因为那块土地是我家的。

我的两个弟弟也不是读书的料，所以他们的文化程度和我一样，他们小学毕业过后也投奔了我，我们三兄弟自此就在一起打拼，命运联系在了一起，再也没有分开过。

我的队伍越来越大人越来越多，后来差不多有好几十号人，我在县城修了一栋又一栋的房子。这时候我意识到我们即便这样努力，也只是给别人打工，而薛明他老爸，就是新时期的地主和资本家。他不干活，但是他坐在家里就有钱，那些钱是我们的血汗找来的。每当结账的时候，他给我们钱，就仿佛是对我们的恩赐一样，这种感觉让我很不好受，他克扣了我不少钱。于是，我在想自己单干，我把这种想法给我两个弟弟和几个铁杆的弟兄说出来的时候，他们被我这种想法吓坏了，因为他们觉得眼下已经可以满足了。他们这几年拼死拼活，也有了一些钱，但是我很清楚，他们没有眼光，他们安于现状。

我独立承包工程的时候，跟着我的只有十来个人，那些我一手一脚带出来的徒弟，他们仍然跟着薛明老爸而不愿意跟着我。我是在和薛明老爸父子俩大吵一架的情况下离开的，我们很快就拿下了一个工程，但是，就是这一次，差点将我打趴下。

我的第一次单干是修一家医院的大楼，当房子修到五层，有一天就从上头掉下来两个。两个都当场摔死，所以我不但没有赚钱，我还把我所有的积蓄全部赔了进去。摔死的有一个家里本来就很凄惨，他已经有三个子女，两个女儿一个小儿子。大的那个女孩子，那时候还在读一年级，只有六七岁，而他，是家里的独苗，上有父母。我为了这件事情感觉很内疚很难过，他家里说让我赔多少我就赔多少，我在这个事情上一点儿都没有计较。

修医院我赔了钱，但是接下来我包了几个建设项目，终于找了些钱。我不只是修房子，我还揽到个水利工程的项目，这个项目我找了不少钱。因为我开始找钱了，所以我原来带出来那些人，就有不少都从薛明他父亲那里跑到我这儿来，当然其中包括薛明本人。

我这个时候开始认识很多人，我指的是政府部门的很多人。早一点的时候，我就认识个副科级的领导都觉得很了不起，我在他们面前很紧张、很自卑、很没有底气。我觉得他们都是些高层次的人物，而我，事事都要求他们，他们的一句话，就可以决定我的事情的成败。

随着和他们接触次数的增多和逐渐加深对他们的了解，我慢慢就克服了这种心理，我认为他们和我是一样的，没什么了不起。那个时候我开始学会送礼，学会请人吃饭，学会和他们打牌、唱歌、跳舞，也就学会了和他们交朋友。

我和他们都是朋友，即便我后来认识到他们当中有好人也有坏人，有贪心的，也有不贪心的。

我时常请他们吃饭，这个不稀奇，但我请人吃饭是动了脑子了的。我请他们吃饭和别人请他们吃饭不大一样，这可是他们自己说的。我请他们吃饭的时候，要多少准备一点礼物，一般都是每人一两条烟加一两瓶酒，档次根据实际情况而定。我作这种安排是考虑到人家也不缺吃少穿，谁会有兴趣耽搁宝贵的时间参加这种酒水干饭的场合，所以咱们得考虑到人家酒足饭饱之后，顺便带一点东西回去有个遮手的东西。事实证明我这样安排是合理的，举凡我请客吃饭，人家都愿意赏光，就是这个道理。

要是客人再重要一点，我们吃了饭就会去歌舞厅夜总会，我们就是在唱歌跳舞的过程中加深彼此的了解的。当然，有些人的爱好还不止这点，有人喜欢邀约打牌，我也会一直奉陪，这方面我的头脑也很清醒。不是说我不能赢他们的钱，我只是要注意少赢一点，同样的，我输的时候，我也尽可能的不多输，输多了其实我也受不了。我和他们打牌不是单纯的消遣，而是一种需要。也有人喜欢年轻漂亮的小妹妹，我也喜欢，所以我就会陪他们一起找小妹妹们喝酒唱歌还有干点别的。

通过这些场合，我认识了不少人，他们要么是“主政一方”的“诸侯”，要么是手中有权的关键人物。我和他们每一个人都玩儿得来，我们就像自家兄弟一样。

那时候每当到了年底，我老家要杀过年猪，别人家一般就杀一头，了不起就杀两头。而我家不一样，我家要杀三四头，然后大摆筵席，热闹好几天。和我有点关系的朋友，我都要请他们，他们也愿意去，其实城里头呆久了心里很烦躁，抽空下下乡也是一种疏解和释放。他们吃饱喝足了，我还要安排每个人都带个三五斤肉回家，这个也是小意思，因为并不是他们吃不起肉，而是这个只是我的一点儿心意。

所以我家即使是杀了几头猪，而几天过后，咱们家就只剩下几个猪头，每当这个时候，我家父亲就要骂娘，他曾经指着那几个头颅，然后把我也比作那个东西。

我懂的，我绝不是猪头一样的，相反我觉得我很聪明。我父亲这样说的时候，我都懒得和他争辩，因为从小时候卖米那天开始，我就觉得他虽然是我父亲，然而他就是一个笨蛋。

这种时候其实我的心情也不高兴，我强作欢颜，借酒浇愁，我和他们喝酒可以喝一天。我安慰自己，但愿我这样做是大智若愚而不是外人眼中的冤大头，我知道我要能做点什么事，要多找点钱，我就绝对离不开这些朋友。

果然，改变我命运的第一个人就在这些人中产生了，那是乡镇企业局的一位局长，我是给他们修建职工宿舍的过程中认得他的，我们两个很谈得来，后来就成了朋友。